1940年，阿尔贝·加缪读完大学，只身从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尽管祖父是早年移居北非的法国人，放下行囊，加缪还是领受到谋生他乡的一种非正式感。

常态生活，本不存在正式或非正式，但心性敏感之人，一旦断裂般脱离习惯模式，恍惚间总觉得真正的日子尚未开始。这其实是由意识发起的应急缓冲，助人平顺地适应变局，这也是跨国移居者的共同感受。此类不咸不淡的异乡异己暗示，为加缪开掘“局外人”现象提供了依据。他把移居的落寞，拓展至精神异化层面来探究并呈现。

中篇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代表作之一。厌烦在书页中暗流涌动，由主角“我”顺时滴滴答答托出。这种心理现象，较难界定该归属小说人物，还是作家本人。明显，碎片状的厌烦背后，联动着作家面对社会性强迫以及人道主义被亵渎时的敏感。

厌烦，常来自处世压力，它像是被迫接纳时的情绪反弹。人们在消化它时往往过于情绪紧张，反使它慢性化，渐次变成心理病态。在小说中，厌烦也会由多余的假想引发。比如，别人的一款长相或装扮，也会让“我”忍无可忍。厌烦就像痛痒，你越是关注，它越是发作。

《局外人》中的男主“我”，是一名职员，加缪对其履历没有太多着墨。“我”在小说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楚。”作者上来就为“我”的气质定调，那是一串不和谐的悖反之音——敏锐而又浑噩，很在乎而又很不在乎，有抗争冲动而又十分慵懒。

“我”和尘世的关系，像一滴油置于水中，彼此虽无间距，却难以渗透及和解。“我”时而莫名绝望，频繁为人际隔阂而不悦，刚要冲冠一怒，又被他不太入世的温良秉性隔挡，恶绪得以弱化，心境退守至并不嚣张的局外人状态。

加缪采用“局外人”概念，描摹了人的特定状态。这类局外人格，没有堂吉诃德的一厢情愿，没有哈姆雷特的左右为难，没有孙姓大圣的殊死抗邪，更没有阿Q先生的自娱自乐。

在《局外人》中，少见高亢演奏，多为温和叙述。这篇小说的语言似乎不那么多汁，这和作者重点聚焦不谐不睦等低兴奋度的情绪有关。加缪笔下的世界是不疾不徐的，即便小说人物正在鞭挞丑陋，也难见桀骜不驯的张扬。走进加缪的文字，读者常能收获与自己经验迥异的精神输出，无论是日常节奏、看事角度、细节关切、兴奋阈值、语言方式和价值判断，加缪的呈现总不会和你的预期线路重叠。

《局外人》中的“我”，对他人的不智不淑不雅不慧，进行着不倦的数落。奥妙的是，对这种攻讦，读者却较少心生逆反和恶感。加缪的反讽，与一般热衷批评的人不同。加缪像导览者，带你去把玩一下人类的短项；他的洞见，又绝不是一般功力所能。在加缪的小说中，读不到假借激烈抨击，暗中实现对自己的反衬式的夸耀。我们常能看破某些智叟行使批评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提醒、修补、劝善或拯救；最后的着落点，不过是实现一次暗度陈仓的自我崇拜。加缪却通常不是。

此外，面对任何或危或急，加缪笔下的情景，都像是酒精中毒者眼里的图像。事态再严重，都他被描述得笃定泰山。即便是极端时刻，比如，《局外人》主角“我”因与平民冲突，拔枪射杀了一位向他攻击的亚裔人，他又走近尸体，补射了四枪。小说语言是这样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什么。”“我”好像在试射一把玩具手枪。扣动扳机的刹那，“我”又极像脖子下有着餐布的美食者，正将柠檬汁淋在美味的金枪鱼上。加缪笔调中的荒诞，使你陷入沉思。

本篇小说中涉及的司法事件，荒谬至极。这是作家借连串紧急事态，来烘托人物无可无不可的状貌，或者说以此来营造当事人的局外感。如果仅以一部叙述司法失度的小说来看待《局外人》，并认为其主旨是对社会阴暗进行一番现实主义批判，这似乎陷入了狭隘的因果说明。在本篇中，加缪最关切的是某种状态下的人性畸变。局外，可以理解为非正常的精神离心，他从某种反抗意识出发，又走出了另一种错乱的步调。或许，当人们较难框定“局外人”的价值取向时，便从存在的角度，赋予它一个理论上的座位。

对人性的犀利穿透，对人性研究边界的有效拓展，这是加缪对世界文化的第一贡献。若把加缪的作品当作解析社会机制的工程图纸，并以此定性为他的主要成就，是过于实用和轻率的。

1960年，加缪因车祸离世。不到47岁，他就永远不会厌烦了。那年正值我辈出生，彼我间有几十年的岁月隔膜。要想减少误读，只有努力去了解加缪所处年代及国度的社会氛围。在颠来倒去的翻阅中，确实较少获得滑梯式的流畅，但这不影响我们一次次看到大师的天才光芒，辉煌地落在书页上。（邬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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