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规，明确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的彩礼纠纷如何处理，这让彩礼问题再次受到公众关注。

　　彩礼是谈婚论嫁时绕不开的话题，现实中确实有不少青年男女陷入了“彩礼困扰”。面对“高价彩礼”的压力，有网友感叹爱情成了“买卖”和“生意”。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负担时，爱情也就变了味。近6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5次点名“高价彩礼”。这次最高法“出手”，再一次展现了有关部门治理“高价彩礼”的决心。在笔者看来，移风易俗、实施新规并不是要终结彩礼婚俗，而是要让彩礼回归理性，让爱情回归真诚。

　　婚前谈彩礼，是许多适婚男女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有的适龄男青年因为付不起高价彩礼而不敢结婚，有的情侣因为礼金谈不拢而导致婚前关系破裂。

　　彩礼高不高和婚姻幸不幸福成正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面对高昂的礼金，许多家庭结个婚就要掏空多年的积蓄，甚至“因婚致贫”。“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真正的啃老是结婚”绝不只是网友的玩笑话，更是一些家庭的写照。

　　“高价彩礼”不只是某个地域的专属。尽管各地出台了规定，遏制“高价彩礼”，倡导婚约新风尚，但从乡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高价”“天价”的情况多多少少都还存在。根据一高校的“百村调查”显示，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男性婚姻挤压尤为严重，“真金白银”的彩礼是男性的“竞争优势”，在比较富裕地区，彩礼则转变成了婚车婚房等其他形式。

　　“高价彩礼”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比如由此派生出大操大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甚至滋生了明码标价的“买卖婚姻”“换婚”等违法行为；还比如高额彩礼影响了青年群体的婚育选择，一些年轻人因此选择“晚婚”“不婚”，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还需看到，近几年“高价彩礼”频频上网络热搜，从个体事件俨然成为了公共性事件，相关的一些争论甚至演化成对男权女权、地域文化的抨击，这无形中还助长了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彩礼文化由来已久，是中国婚俗文化的重要部分。早在周朝的《仪礼》中就有详细的规定，“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就是彩礼。彩礼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对缔结婚姻的承诺和尊重，它更多彰显的是“礼”的仪式感。

　　“高价彩礼”在古代并不鲜见，历朝历代曾出台了打压“高价彩礼”的举措。比如西汉时期，嫁娶费用有严格标准，如有逾越，财物充公。元世祖忽必烈曾颁布《至元聘礼》，对不同的家庭作出了限额的规定。明朝最为严格，将限制婚嫁奢侈之风的法令写入《大明律》《明大诰》，违反禁令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

　　可以说，攀比、算计让彩礼失去了原有的美好寓意，不合理的其实不是彩礼本身，而是把彩礼异化为身份地位、婚姻价值、男女对立的象征。

　　时代的变迁，带来了当代人婚恋观的变化，“高价彩礼”也有了新的社会成因。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交友模式和情感观念，反映在婚姻家庭观念上可能会存在重“利”轻“情”的情况。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圈层化社交”趋势打破了传统的“熟人”社群结构，年轻人也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而少了很多去深度社交的时间精力，人与人的认知与交往难免“物象化”，于是以“市场标准”找对象，以“数据模型”定终身成了一些地方的婚姻导向。

　　“高价彩礼”的产生还与文化观念有关。“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一些地方“高价彩礼”盛行的诱因。一些女方的父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于是把“高价彩礼”当成了经济补偿。“高价彩礼”与人口结构也有关系，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在男女比例失衡的地区，男性不得不增加彩礼的价格以获取更多“婚姻市场”上的优势。

　　“高价彩礼”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对“高价彩礼”的治理也很难一蹴而就。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与治理陈规陋习中找到平衡点，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治理智慧，如何看待和认知彩礼，考验着年轻人的婚恋价值取向。

　　彩礼和“高价彩礼”之间应该有一道明确的界限。治理“高价彩礼”并不是对“彩礼”婚俗的一票否决，而是要破除陈规陋俗、净化社会风气，毕竟优恋优婚也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因地制宜地对“高价”作出界定，把彩礼限定在辖区居民年收入的合理范围之内，对天价高价、大操大办等情形进行重点整治，是值得持续努力的方向。

　　除了发挥行政的刚性作用之外，最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建立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不少地区尝试将整治“高价彩礼”等相关内容写入村规民约，融入到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幸福的婚姻不是靠“高价彩礼”换来的。年轻人在婚恋选择中，要侧重于对个人品德、能力、责任感等因素的考量。毕竟健康和谐的小家庭，是以双方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为前提，平等与独立互为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家业还需自己创。

　　当然，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质量和经济独立性也很重要，尽可能地减少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歧视，让广大女性有更多“自己买花戴”的安全感，才能提高不把婚姻幸福寄托在彩礼上的底气。

　　治理“高价彩礼”还得紧紧依靠青年这个最重要的群体。年轻人思想活跃，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理念，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动员起来。一方面，政府需要主动关心他们的心理状况、婚恋情况，搭建各种各样的平台，为他们提供更多交往、婚恋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鼓励年轻人成为移风易俗的践行者、示范者、宣传者，支持他们把婚礼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比如，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四无婚礼”，这些婚礼没有接亲环节、堵门游戏，也没有司仪和煽情的交接仪式。

　　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农村是“高价彩礼”的高发区域。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吸引更多青年愿意返回农村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遏制婚俗陋习、推进婚俗改革，都有助于减轻农村婚恋市场的压力。

　　有人说，幸福的婚姻有千万种，或相濡以沫，或相敬如宾，但绝不能靠彩礼来“成全”。希望更多人的婚姻可以以“爱”的名义，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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