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月二十七日开始，天天上课，三四天便换一个地方。

今年的天气尤其反常，暴雨、雷电、高温轮番上阵，航班延误仿佛成了大概率事件。

有时候在机场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显示屏上的时间一次次往后跳；有时候深夜才落地，第二天一早又要站上讲台。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奔波意味着充实；到了现在，才越来越明白，人不是机器。身体会疲惫，精神会倦怠。

二十九号，给香港来的朋友讲完冲刺课程，七号才开学，正好有几天空当。

回到家，看到买了半年还没有真正上过远路的大行M7，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环太湖骑行！

漫步烟雨江南，是儿时就有的梦想。

儿时的江南，是课本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是古诗里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乌篷船，是石板路，是临水而居的人家，是雨丝斜斜落在青瓦上的声音。

长大了，变老了，多次到过江南，但是一直在赶路，从无暇漫无目的地在江南的烟雨中。

今天清晨，带着自行车登上南下的高铁。四个小时之后，无锡到了。

从无锡东站出来，骑行二十八公里到达了江南大学边上的酒店

太湖边上，还有一位故人——我的学生张君欣炘。晚上，欣炘君请我吃饭。

到了太湖，自然少不了湖鲜。桌上有螃蟹，也有著名的“太湖三白”。所谓“三白”，就是白鱼、白虾和银鱼，都是太湖地区极有代表性的水产。

饭馆恰好就在无锡古运河边。

古运河在灯火下面静静流淌。两岸的屋宇临水而立，黛瓦、白墙、飞檐，被一盏盏暖黄色的灯描出轮廓。偶尔有游船从窗下缓缓经过。

今天游人驻足拍照的大运河，在隋代大规模贯通和整修的时候，曾是一项极其沉重的国家工程。

严格说，大运河并非隋炀帝凭空“开凿”出来：中国古代许多河段早已存在，隋代是在此前邗沟、汴渠等水道基础上大规模开凿、疏浚和连接，最终形成沟通南北的水运体系。

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众十余万疏浚山阳渎。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史籍甚至留下“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记载——成年男子已经不足以应付徭役，于是连妇女也被征发。

“百余万”。史书里不过三个字，没有具体的姓名。

帝王有本纪，将相有列传，文人有诗集。而那些真正挥着锹、抬着土、泡在泥水里的人，往往只剩下一个词：“民夫”。

今天我们站在运河边，看见的是粼粼水波；可如果历史真的有回声，那水声里面，也许还有铁锹碰撞泥土的声音，有纤夫粗重的喘息，有被征发者离开故乡时妻儿的哭声。

如此沉重的一项工程，并没有随着隋朝灭亡而消失。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盐货沿着水路北上，北方的物资和人口沿河流动。一座座城市因为运河而兴盛，南北经济与文化因它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后世甚至有人用“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来概括这种历史悖论。

晚唐诗人皮日休看得尤其透彻。他在《汴河怀古》中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把“工程之利”和“帝王之过”分开来看：河的历史价值可以极大，发动它的方式却依然可能残酷；造福后人的结果，并不能反过来洗白当初对底层的伤害。

与皮日休相比，胡曾的态度要冷峻得多。他在《汴水》中写道：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在他的笔下，河水几乎已经变成亡国的波浪。工程越宏大，帝王的野心越膨胀，百姓所承受的重量也就越大。

李商隐则不直接写河，而写那场令人瞠目的南巡：“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举国”二字最惊心。一个人的游乐，需要一个国家为之裁锦；龙舟上的帆很美，可那锦帆背后，是无数人的赋税、徭役和生计。

古代许多让今天的人惊叹的工程，都有类似的一面。长城如此，宫殿如此，陵墓如此，运河亦如此。

后人站在宏伟的遗迹前，喜欢说“伟大”；站在繁华的河岸边，喜欢说“文明”。这些词当然没有错。但文明如果只记得帝王的雄才大略，只记得工程的宏伟尺度，只记得它后来创了多少财富，而忘记修筑它的人付出了什么，那么我们的历史其实只写了一半。

窗外，一艘游船又缓缓驶过。有人站在船头拍照。笑声隔着河面传来，很快又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