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远航，今年三十一岁，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五年外科医生。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中国扯上什么关系。

我爸是汉堡港的吊车司机，我妈在超市做收银员，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德国北部。我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电视新闻里那些模糊的画面——长城、熊猫、还有密密麻麻的人群。

直到去年秋天，医院来了个中国交流学者，叫周教授。

他四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第一次见面，他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我用蹩脚的中文念了一遍，他笑了，说我的发音比他想象中好多了。

那之后的三个月，周教授每天跟我一起查房、做手术。他的技术很扎实，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手法比我见过的很多德国医生都要娴熟。我们经常在手术间隙聊天，他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上海陆家嘴的夜景、杭州西湖的断桥、成都火锅店里热气腾腾的场面。

“宋医生，你应该去看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光，“现在的中国，跟你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心里并没有当真。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一台手术。

那是个周三的下午，急诊送来一个车祸重伤的病人，内脏多处破裂，失血严重。我和周教授同时进了手术室。四个小时的手术，我负责处理脾脏破裂，他负责修复肝脏损伤。整个过程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我们搭档了很多年一样。

手术结束后，我们在休息室喝咖啡。他突然问我：“你知道中国的外科医生一天要做多少台手术吗？”

我摇头。

“我在上海的记录是八台。”他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中间只吃一顿饭。”

我愣住了。八台手术，这在德国的医疗体系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一个外科医生一天能做三到四台手术就已经算高强度了。

“所以我说，你应该去看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看看我们是怎么工作的，看看我们的病人，看看我们的城市。”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周教授说的话，还有他手机里那些照片。凌晨两点，我打开电脑，订了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

九天的假期，是我工作以来最长的一次休假。

出发前，我跟几个同事说了这件事。他们的反应出奇一致——“你去中国干什么？”“那边安全吗？”“听说空气很差，你要戴口罩。”

我的好朋友克劳斯甚至专门打电话过来，语气严肃得像是在劝我不要跳火坑：“宋，你疯了吗？你没看过新闻报道吗？那边的食物有问题，水也有问题，街上到处都是小偷。”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只能说，我想亲眼去看看。

飞机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湿热的风，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这座城市特有的味道，混杂着汽油、食物和无数人的呼吸。

来接我的是周教授的学生，一个叫方瑶的女孩。

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和牛仔裤，看起来干净利落。她举着一块写着我名字的牌子，看到我走出来，立刻笑着迎上来。

“宋医生，欢迎你来中国！”她的英语带着明显的中国口音，但很流利，“周教授今天有手术，让我先来接您。”

我坐进她的车里，一辆白色的电动车。车子启动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我有些惊讶。

“这是电动车？”我问。

“对，现在中国很多人开电动车。”方瑶一边开车一边说，“环保，而且省钱。”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的景色开始飞速后退。我看到了成片的高楼大厦，每一栋都比我在欧洲见过的任何建筑都要新、要高。高架桥像巨龙的骨架一样盘踞在城市上空，下面是一条条宽阔的马路，车流密集却井然有序。

“这是郊区吗？”我问。

方瑶笑了：“不，这已经是市区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叫延安高架，前面就是市中心。”

我看着窗外那些鳞次栉比的大楼，每一栋都有几十层高，玻璃幕墙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刺得人眼睛发疼。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的认知，可能真的停留在了某个遥远的过去。

到了酒店，方瑶帮我把行李搬进房间。那是一间位于三十七楼的商务套房，落地窗外是整个陆家嘴的天际线。东方明珠塔就在不远处，像一个巨大的银色火炬矗立在黄浦江畔。

“您先休息一下，晚上周教授请您吃饭。”方瑶说完就离开了。

我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天色渐渐暗下来，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整个城市像是被点亮的一颗巨大宝石。远处的江面上，有几艘游船缓缓驶过，船上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了一片金色的星星。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大概就像是发现了一个你一直以为很小的地方，其实大得超乎你的想象。

晚饭是在外滩附近的一家餐厅吃的。

周教授比我先到，他换了一身休闲装，看起来比在医院时年轻了好几岁。他旁边还坐着几个人——他的妻子李姐，还有一个叫王建国的中年男人，据说是他在大学时的室友，现在自己做生意。

“宋医生，来，尝尝这个。”周教授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这是我们上海的本帮菜，甜口的，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我咬了一口，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说实话，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种德国猪肉料理都要好吃。

“怎么样？”李姐期待地看着我。

“非常好。”我由衷地说。

王建国举起酒杯：“来来来，为了国际友谊，干一杯！”

我端起杯子，里面是白酒。我以前没喝过中国白酒，一口下去，喉咙像是被火烧了一样。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慢慢来，慢慢来。”周教授拍着我的背说，“中国白酒度数高，你得适应一下。”

那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从医学聊到文化，从德国聊到中国。王建国说他去过德国几次，都是为了生意。“你们德国人做事严谨，这点我很佩服。”他说，“但是太死板了，不够灵活。”

我不太明白他说的“灵活”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追问。

饭后，周教授提议去外滩走走。

外滩的人很多，多到我几乎无法想象。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一面是老式的西洋建筑群，一面是现代摩天大楼，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隔江相望，竟然有一种奇异的和谐。

“你看那边，”周教授指着浦东的方向，“二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片农田。现在呢？全世界最高的建筑之一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上海中心大厦像一条螺旋上升的巨龙，直插云霄。

“变化太快了，”李姐在旁边感叹，“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跟不上。”

回到酒店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时差，而是因为脑子里的信息量太大了。这一天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几乎颠覆了我之前对这个国家所有的认知。

第二天一早，方瑶就来接我了。按照周教授的安排，我今天要去参观他们医院。

医院很大，比我想象中大得多。门诊大厅里挤满了人，挂号窗口前排着长队，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着各个科室的排班信息。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人群的气味。

“每天都是这样，”方瑶说，“我们医院的日门诊量大概在一万左右。”

一万？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德国，一家大型医院的日门诊量一般也就两三千。

方瑶带我参观了几个科室。每个科室都忙得不可开交，医生们走路带风，说话语速飞快。我看到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在走廊里小跑着，手里拿着一叠病历，额头上全是汗。

“他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问方瑶。

“正常的话，早上八点到晚上七八点吧。”她说，“如果有手术，那就不好说了。周教授昨天做了五台手术，最后一台结束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五台手术，加上门诊和其他工作，这种强度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医生如果连续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工会就会找上门来。

“你们不累吗？”我问。

方瑶想了想，说：“累啊，当然累。但是没办法，病人太多了。而且说实话，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了。”

中午，方瑶带我去医院食堂吃饭。食堂很大，菜品也很丰富，有十几个窗口，卖各种各样的食物——米饭、面条、饺子、包子，还有一些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菜。我随便挑了几个菜，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刚吃了几口，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有点花白，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

“你就是周教授说的德国医生？”他用英语问。

“是的，我叫宋远航。”

“我叫刘志强，心胸外科的。”他伸出手，我跟他握了一下，“听说你对我们的工作强度很感兴趣？”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刘医生笑了笑，说：“你知道吗，我上个月做了二十三台心脏手术。二十三台。其中有三台是主动脉夹层，那种手术一做就是八九个小时。”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二十三台心脏手术，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

“为什么这么拼？”我问。

“因为病人等不了。”刘医生说得很平静，“在我们这里，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但好的心外科医生很少。如果我们不做，他们就只能等着，等着病情恶化，等着死亡。”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天气。但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种东西，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大概是责任，或者是某种更深沉的情感。

下午，方瑶带我去看了他们的手术室。手术室很现代化，设备也很先进，有些仪器甚至比我们医院的还要新。我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表格，上面写着每个月的手术量和并发症率。数字很惊人，但并发症率却很低。

“我们的医生虽然累，但技术是真的练出来了。”方瑶说，“因为做得多了，经验也就丰富了。”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方瑶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城隍庙，那里的小巷子里挤满了游客和小贩。卖糖葫芦的老头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大草把子，上面插满了一串串红彤彤的山楂。卖臭豆腐的摊前排着长队，那股特殊的味道飘出去老远，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卖丝绸的店铺门口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料，风吹过的时候，它们像旗帜一样飘扬。

我们去了南京路步行街，那里的繁华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街道两旁全是商场和专卖店，霓虹灯牌层层叠叠，几乎要把整条街淹没。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感觉自己像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

“每天都这么多人吗？”我问方瑶。

“周末更多。”她说，“这条街一天的客流量大概在百万级别。”

百万。我又一次被这个数字震撼到了。

我们还去了一个叫田子坊的地方。那是一个由老式石库门建筑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狭窄的弄堂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店——手工艺品店、画廊、咖啡馆、酒吧。墙上涂满了彩色的壁画，电线杆上挂着红色的灯笼，空气里飘着咖啡和烤饼干的香味。

我在一家手工皮具店里买了一个钱包，棕色的牛皮，手工缝制，价格只有德国同类产品的一半。店主是个年轻的姑娘，留着短发，手上沾满了胶水和染料。她用简单的英语跟我聊天，告诉我她大学学的是设计，毕业后不想去公司上班，就在这里租了个铺面，自己做皮具。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我问她。

她想了想，笑着说：“挺喜欢的。虽然赚得不多，但是自由。”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人们，似乎有一种我难以理解的韧性。他们忙碌，但他们也享受生活；他们辛苦，但他们从不抱怨。

第三天晚上，周教授约我去他家吃饭。

他家住在浦东的一个小区里，房子不算大，大概一百平米左右，但布置得很温馨。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

“这是我爸写的，”周教授说，“他是中学语文老师，一辈子就喜欢写字。”

李姐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方瑶在旁边帮忙。我坐在客厅里喝茶，茶是铁观音，香气浓郁，入口甘甜。

“宋医生，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周教授问我。

“很好，”我说，“比我想象中好太多。”

他笑了：“我就说吧，你得亲自来看看。”

过了一会儿，李姐端着菜出来了。今天的菜很丰盛，有清蒸鲈鱼、红烧排骨、蒜蓉西兰花，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我拿起筷子，正要吃，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怎么了？”我问。

周教授走到窗边看了看，说：“楼下在跳广场舞，每天晚上都这样。”

“广场舞？”

“就是一群大妈在广场上跳舞，锻炼身体。”他解释道，“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跟着他下了楼。小区门口的广场上，果然聚集了一大群人，大部分是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也有一些年纪更大的老人。她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排成整齐的队伍，随着音乐的节奏跳着舞。动作算不上优美，但每个人都很认真，脸上带着专注的表情。

“她们每天都跳吗？”我问。

“风雨无阻。”周教授说，“冬天零下几度也跳，夏天四十度也跳。”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这些老人很可爱。她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舞姿是否优美，她们只是想运动，想快乐，想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第四天，我一个人出去逛了逛。

我去了人民广场，那里有很多人在放风筝。有一个老头，看起来七十多岁了，放着一个巨大的龙形风筝。那条龙在空中盘旋，尾巴随风摆动，栩栩如生。

“您放了多久了？”我用蹩脚的中文问他。

老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两个小时了。”

“您每天都来放吗？”

“天气好的话就来。”他说，“退休了，没事干，就当锻炼身体。”

我帮他收了线，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以前是工厂的工人，退休金不高，但够用。儿子在上海工作，买了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他每周去看孙子一次，其余的时间就是放风筝、下棋、喝茶。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吗？”我问。

他想了想，说：“还行吧。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是什么样？”

“以前啊，”他叹了口气，“以前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现在至少不用愁这些了。”

他的话很朴实，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分量。这是一个经历了中国几十年变迁的老人，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第五天，方瑶带我去了一个古镇，叫朱家角。

古镇离上海市区不远，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镇子里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青石板路，白墙黛瓦，河面上有小船划过，船夫唱着当地的民歌。

我们在河边的一家茶馆坐下来，点了两杯碧螺春。茶很香，微苦中带着一丝甘甜。河边的柳树垂下长长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摆。远处传来几声鸟鸣，夹杂着游客的笑声和船夫的歌声。

“这里真安静。”我说。

“是啊，跟市区完全不一样。”方瑶说，“很多上海人周末都会来这里，放松一下。”

我看着河面上泛起的涟漪，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方瑶，你觉得中国人幸福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就说说你自己的感受。”

她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挺幸福的吧。虽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去调节。比如周末出来玩一玩，比如跟朋友一起吃个饭，比如回家陪陪父母。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普通，但其实很重要。”

我点点头。她说得对，幸福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用物质衡量的。

第六天，我决定自己去探索一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大早就出了门。我坐地铁去了一个叫静安寺的地方，那是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坐落在繁华的商业区中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

寺庙不大，但香火很旺。大殿里香烟缭绕，佛像金光闪闪。信徒们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跪下来，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许了一个愿。

从寺庙出来，我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老城区。这里的房子都很旧，有的还是砖木结构，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巷子很窄，两边摆满了各种小摊——卖水果的、卖菜的、卖日用品的。一个老太太坐在自家门口择菜，看到我，冲我笑了笑。

“你好。”我说。

“你好你好。”她回应道，语气很热情。

我蹲下来，看她择菜。她择的是青菜，一片一片地剥掉外面的老叶子，动作很熟练。旁边放着一篮子鸡蛋，还有一块五花肉。

“您准备做什么菜？”我问。

“红烧肉，炒青菜。”她说，“我孙子今天回来，他要吃肉。”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笑容。那种笑容让我想起了我奶奶，她活着的时候，每次我回去看她，她也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在巷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在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前停下来。摊主是个中年男人，围着一条白色的围裙，手上的动作很快。他把面糊倒在铁板上，用刮板刮开，打上一个鸡蛋，撒上葱花和香菜，再刷上一层酱，最后卷起来，切成两半。

“多少钱？”我问。

“八块。”他说。

我付了钱，接过煎饼果子，咬了一口。热乎乎的，外酥里嫩，酱料的味道很特别，又咸又甜又辣。我站在路边吃完了一个，觉得意犹未尽，又要了一个。

第七天，方瑶带我去了一个她口中“必须去”的地方——上海中心大厦的顶层观光厅。

电梯以每秒十八米的速度上升，耳朵里嗡嗡作响。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到了一百一十九层的观光厅。走出电梯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整个上海尽收眼底。黄浦江像一条银色的丝带，蜿蜒穿过城市。高楼大厦像积木一样排列在地面上，远处的天际线与天空融为一体。我能看到外滩，能看到陆家嘴，能看到更远处的郊区和田野。

“太高了。”我说。

“是啊，”方瑶说，“这是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

我趴在玻璃幕墙上往下看，地面上的汽车像蚂蚁一样小，行人更是几乎看不见。这种高度让人产生一种眩晕感，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感——对人类创造力的敬畏。

“你知道吗，”方瑶突然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哭了。”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国家真的很了不起。”她说，“你看这些高楼，这些桥梁，这些道路，全都是我们自己建的。我们没有靠别人，我们靠自己。”

她的眼眶有点红，声音也有些哽咽。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她的心情。这是一种自豪感，一种属于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自豪感。

第八天，我去了北京。

高铁从上海到北京，只需要四个半小时。车厢很干净，座位很宽敞，速度很快，最高时速达到了三百五十公里。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田野、村庄、城市，像一幅流动的画卷。

在北京，我去了故宫。那座古老的宫殿群占地广阔，气势恢宏。我走在那些石板路上，看着那些雕梁画栋的建筑，仿佛穿越回了数百年前的王朝。导游告诉我，故宫有九百多个房间，一个人如果每天住一间，需要两年多才能住完。

我还去了长城。那段长城在八达岭，山势陡峭，城墙蜿蜒起伏。我爬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气喘吁吁，但当我站在烽火台上，看着远处连绵不绝的山脉和长城时，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

“万里长城，”我自言自语道，“真的有一万里。”

旁边一个中国游客听到了，笑着说：“实际上不止，全长有两万多公里。”

我愣住了。两万多公里，这个数字超出了我的想象。

第九天，我回到了上海。

那天晚上，周教授和方瑶为我践行。我们还是在第一天吃饭的那家餐厅，还是那个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夜景依旧璀璨，黄浦江上的游船依旧来来往往。

“宋医生，这次旅行感觉怎么样？”周教授问我。

“很难形容。”我说，“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笑了：“那你还会再来吗？”

“一定会。”

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回德国的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上海的城市轮廓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云层之下。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这九天里看到的点点滴滴——拥挤的医院、热闹的街道、安静的古镇、宏伟的长城。

这一切都像一场梦，但又无比真实。

回到慕尼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克劳斯打了个电话。

“喂，宋，你回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中国怎么样？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糟糕？”

“恰恰相反。”我说，“克劳斯，你可能不会相信，但那里的一切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克劳斯说：“什么意思？”

“我回来再跟你说吧。”我说，“总之，你应该自己去看看。”

挂了电话，我拖着行李箱回了家。家里一切照旧，沙发、电视、冰箱，都跟我离开时一模一样。但我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不是家里的东西变了，是我自己变了。

第二天去医院上班，同事们见到我都很好奇。

“宋医生，中国好玩吗？”护士长安娜问我。

“很好玩。”我说。

“那边的卫生条件怎么样？”她接着问，“听说很脏？”

“不脏，”我说，“至少我去的地方都很干净。”

“那吃的呢？听说他们什么都吃？”

我笑了笑：“他们确实吃一些我们不常吃的东西，但大部分食物都很正常，也很好吃。”

安娜半信半疑地点点头，没有再问。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几个同事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他们的问题和安娜差不多，无非就是关于卫生、安全、环境之类的话题。我一一回答了，但看得出来，他们并不完全相信。

“宋，你是不是被洗脑了？”一个叫马库斯的同事开玩笑说。

“没有，”我说，“我只是说了我看到的事实。”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怀疑。

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对话发生了好几次。我发现，不管我怎么解释，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的、混乱的、不安全的国度。即使我拿出了照片和视频，他们也能找到各种理由来质疑。

“照片可以P的嘛。”有人说。

“视频也可能是假的。”另一个人说。

我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偏见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打破。

周五晚上，克劳斯约我去酒吧喝酒。

酒吧在我们医院附近，是一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看到我进来，笑着说：“宋医生，听说你去中国了？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我可不敢去，听说那边乱得很。”

我叹了口气，没有反驳。我知道，就算我说破嘴皮子，他也不一定会相信。

克劳斯已经在角落里坐好了，面前放着两杯啤酒。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怎么样，回来还习惯吗？”他问。

“还好。”我说。

“你真的觉得中国不错？”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真的。”我说，“克劳斯，我拍了照片，录了视频，你要不要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拿出手机，打开相册，把照片一张张滑给他看。上海的天际线、外滩的夜景、故宫的红墙、长城的烽火台、朱家角的古桥、静安寺的香火……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都讲给他听了。

克劳斯看得很认真，一句话也没说。等我讲完了，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

“宋，”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中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很穷很落后的地方。但是你给我看的这些照片，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跟你说，你应该自己去看看。”我说。

他点点头：“也许我真的应该去一趟。”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才散。回家的路上，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慕尼黑的夜空很清澈，星星一颗颗挂在上面，像钻石一样闪亮。我突然想起了上海的那个夜晚，想起了一百一十九层观光厅上看到的万家灯火。

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却同样令人感动。

一周后，周教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他最近又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的心脏手术，病人恢复得很好。他还说，方瑶通过了主治医师考试，马上就要升职了。

我给他们分别回了消息，祝贺他们。

放下手机，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慕尼黑的街道很整洁，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切都井井有条。这座城市很美，但它缺少了上海的那种活力，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节奏。

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打开电脑，给院长写了一封邮件。我在邮件里说，我想申请去上海进修一年，学习中国的医疗技术和经验。我不知道院长会不会批准，但我想试一试。

毕竟，有些事情，如果不尝试，就永远不会有结果。

一个月后，我的申请通过了。

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宋医生，我看了你的申请材料，也跟上海的医院联系过了。他们同意接收你，时间是明年三月到后年三月。”

“谢谢院长。”我说。

“不过我要提醒你，”他接着说，“那边的医疗环境和这边不一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走出院长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克劳斯发来的消息：“宋，我也订了去中国的机票。明年春天，我们一起？”

我笑了，回复他：“好，一起。”

窗外，慕尼黑的天空蓝得像一块宝石。远处的阿尔卑斯山上，积雪还没有融化。春天还没来，但我知道，它总会来的。

就像那些偏见和误解，总有一天会被真相打破。

而我，愿意成为那个传递真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