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浦东机场的那一刻,我整个人瘫在座位上,手指还在发抖。
空姐第三次提醒我解开安全带,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坐了整整十分钟没动弹。旁边的大妈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小伙子,下不下啊?堵着干嘛呢?”
我机械地站起来,腿肚子发软,扶着椅背一步一步往外挪。
五天的印度之行,像是把一辈子的惊吓都浓缩在了一起。
走出廊桥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我妈的微信跳出来:“儿子,到了没?印度好玩吗?”
我看着这条消息,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好玩?
我该怎么跟她说,这五天我经历了什么。
我叫顾衍,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做外贸的公司干了七年,职位不上不下,勉强算个中层。老板姓刘,四十出头,是个典型的生意人,眼睛里只有利润两个字。
三个月前,刘总把我叫进办公室,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杯茶。
“小顾啊,公司在印度那边的业务出了点状况,你得过去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印度那边的业务一直是我们公司的老大难问题,之前派过两个同事过去,一个待了三天就跑了,另一个干脆直接辞职。
“刘总,我……”
“别急着拒绝,”刘总摆摆手,“这次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去跟当地合作商对接一下,确认几个订单细节,最多五天就回来了。机票酒店都给你订好了,五星级酒店,待遇从优。”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说:“这次要是办成了,年底升职加薪的事,我给你报上去。”
话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什么。
回去跟我老婆赵琳一说,她倒是挺支持我的。赵琳在银行上班,平时也经常出差,她觉得男人就该多出去闯闯。
“印度怎么了?人家十几亿人口不照样活得好好的?你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不过听说那边卫生条件不太好,我给你多带点药。”
她往我箱子里塞了一整盒藿香正气水、两瓶黄连素、一包口罩、还有一大卷卫生纸。
我当时还笑她小题大做。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带少了。
出发那天是八月十七号,南昌直飞德里,航程五个多小时。我在飞机上还特意查了查印度的攻略,什么泰姬陵、红堡、印度门,看得我心潮澎湃,想着说不定还能抽空逛一圈。
飞机降落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多。
说实话,刚下飞机的第一印象还行,机场挺气派的,玻璃幕墙锃亮,空调开得足,到处都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心里还在想:网上那些人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种美好的错觉,大概持续了十五分钟。
走出到达大厅的那一刻,一股热浪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那不是普通的热,是那种裹挟着灰尘、尾气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味道的热浪,像是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迎面拍在你脸上。我的眼镜瞬间起了一层雾,什么都看不清。
耳边全是喇叭声。
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眼前的景象让我有点恍惚。路上跑着各种各样的车,有小轿车、三轮摩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牛。对,就是牛,一头灰白色的牛慢悠悠地走在马路中间,所有的车都在给它让路。
司机们按喇叭按得震天响,但没有一个人下车赶那头牛。
我正愣神呢,一个黑瘦的小伙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操着一口咖喱味的英语问我:“Sir, where are you going? Need a taxi?”
我警惕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打车。
但他根本不走,一直跟着我,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地的掮客,专门在机场门口拉客的,价格比正规出租车贵两三倍。
好不容易摆脱了他,我找到了预定的接机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槟榔染红的牙齿。
“Mr. Gu? Welcome to India!”
车子驶出机场区域,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得魔幻起来。
路灯忽明忽暗,街道两旁挤满了低矮破旧的房屋,墙上涂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到处都是垃圾,塑料袋、废纸、饮料瓶堆在路边,几只野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像是垃圾发酵混合着露天厕所的气味。
我把车窗摇上来,但还是挡不住那股味道往里钻。
司机大叔倒是毫不在意,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天,问我是哪里来的,做什么工作的,结婚了没有。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我连蒙带猜才能听懂一半。
到了酒店,我已经出了一身汗。衬衫黏在身上,头发湿漉漉的,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酒店确实不错,大堂宽敞明亮,服务员彬彬有礼,房间干净整洁。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刷手机,给赵琳发了条消息报平安。
她秒回:“到了就好,早点休息,明天加油!”
我笑了笑,关灯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
那是一种高亢的、带着颤音的吟唱声,透过窗户传进来,像是从扩音器里放出来的。我拿起手机一看,才凌晨四点半。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寺庙的早祷,每天雷打不动。
我翻了个身想继续睡,但那声音实在太大了,穿透力极强,像是有人在你的耳朵边上念经。折腾了半天也没睡着,索性起床洗漱。
酒店的早餐还不错,有面包、黄油、煎蛋,还有水果。我不敢尝试那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当地食物,老老实实吃了两片吐司和一杯牛奶。
约好的合作商九点钟来接我。
八点五十,我准时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九点过去了,九点一刻过去了,九点半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给对方打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又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对方说:“Mr. Gu, sorry, traffic is very bad. I will be there soon.”
这个“soon”又让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十点半,一辆破旧的白色丰田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人跳下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Mr. Gu! So nice to meet you! I am Raj!”
Raj的手掌粗糙有力,握得我手骨生疼。他笑得很大声,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衬着他黝黑的皮肤,格外显眼。
“你好你好,”我用蹩脚的英语打招呼,“我们走吧?”
“Yes yes, let's go!”
上车之后,Raj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是冰镇的。我拧开喝了一口,温的。
车子在德里的街道上穿行,Raj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介绍沿途的风景。他说话语速很快,夹杂着大量的印度本地词汇,我大部分都听不懂,只能不停地点头微笑。
路上的情况比昨晚看到的还要夸张。
行人、车辆、牲畜在狭窄的马路上挤成一团,几乎没有交通规则可言。红灯亮了,大家照走不误;黄线画在那里,没人当回事。Raj的车技堪称一绝,在缝隙里左冲右突,好几次我都觉得要撞上了,他总能神奇地躲过去。
我紧紧抓着扶手,手心全是汗。
到了他们公司,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斑驳,铁门上锈迹斑斑。院子里停着几辆摩托车,墙角堆着一些杂物,几个工人蹲在地上抽烟。
Raj带我上楼,办公室不大,摆着几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和资料。墙上挂着几幅印度神像的画,色彩艳丽,眼神威严。
“Sit down, sit down,” Raj招呼我坐下,然后朝外面喊了一声,“Chai!”
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端着两杯奶茶走进来。杯子是陶土做的,看起来很简陋,奶茶的颜色很深,上面飘着一层奶皮。
Raj端起一杯递给我:“Try it, Indian chai, very good!”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杯子抿了一口。味道很奇怪,甜得发腻,还带着一股姜和香料的味道。我硬着头皮喝了两口,实在喝不下去了,偷偷放在桌子上。
接下来就是谈正事。
我把公司的订单文件拿出来,一项一项跟Raj核对。他是他们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跟我们对接这笔订单。按照之前的沟通,这批货应该在九月中旬发出,但现在对方说原材料涨价了,要求我们加价百分之十五。
我当然不同意,合同都签了,哪有临时涨价的道理。
Raj摊开双手,一脸无奈地说:“Mr. Gu,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but the price of raw materials has gone up. We can't produce at the original price.”
我说:“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违约,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Raj笑了,那个笑容让我很不舒服。他说:“Mr. Gu, this is India. Lawsuits here take years. Do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at?”
我愣住了。
他说的没错,跨国官司耗时耗力,我们公司根本耗不起。而且就算赢了官司,能不能执行都是个问题。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次的谈判筹码几乎为零。
气氛僵住了。
Raj大概也觉得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打了个哈哈说:“Let's have lunch first. We can talk more later.”
午餐是在附近的一家餐厅吃的,Raj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咖喱鸡、烤饼、炒饭、蔬菜汤,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说实话,看着那些颜色鲜艳、气味浓烈的菜肴,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但Raj盛情难却,我只能象征性地吃了几口。
咖喱鸡辣得我直冒汗,烤饼倒是还行,但嚼起来费劲。最要命的是那碗汤,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香料,喝一口舌头都是麻的。
Raj吃得津津有味,用手抓着一块烤饼蘸着咖喱往嘴里送,吃相豪迈。他看我吃得少,一个劲地劝我多吃点。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谈判继续。
Raj的态度软化了一些,说可以降价到百分之十,但不能再低了。我算了一下,百分之十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二十万人民币。
我打电话给刘总汇报情况,刘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再谈谈,争取压到百分之五以内,实在不行就答应他们,先把货拿到手再说。”
挂了电话,我又跟Raj磨了两个小时,最终谈到了百分之七。Raj拍着我的肩膀说:“Mr. Gu, you are a tough negotiator! Let's celebrate tonight!”
我心想庆祝个屁,白白多花了十几万。
但我嘴上还得笑着说好。
晚上,Raj非要带我去体验“真正的印度”。他说要请我吃最好的晚餐,看最美的风景。
车子七拐八拐,开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店铺,卖衣服的、卖手机的、卖小吃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Raj在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餐厅门口停下,带我走了进去。
餐厅不大,摆了七八张桌子,坐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味和香料味,混杂在一起,熏得我眼睛发涩。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宝莱坞歌舞片,音乐震耳欲聋。
Raj点了一大堆菜,又要了两瓶啤酒。啤酒是温的,我问服务员有没有冰的,服务员摇摇头说没有了。
我喝着温啤酒,吃着辣得呛喉咙的咖喱,听着震天的音乐,看着周围那些陌生的面孔,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我怎么会在这里?
吃完饭,Raj说要带我去看印度门。我本来不想去的,累了一天了,只想回酒店躺着。但Raj非常热情,说来了德里不去印度门等于白来,不由分说拉着我上了车。
夜晚的印度门确实挺壮观,灯光映照下,那座拱形建筑显得庄严肃穆。广场上有不少游客,还有很多小贩在兜售纪念品和零食。
我刚下车走了几步,一群小孩子就围了上来。
他们一个个瘦得像竹竿,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丫子,伸着手朝我要钱。有的喊着“Sir, one rupee”,有的拉着我的衣角不放。
我有些不知所措,掏出钱包想给他们一点零钱。Raj一把按住我的手,低声说:“Don't give them money. If you give to one, hundreds will come.”
我赶紧把钱包收起来,但那些孩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跟着我,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他们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既可怜又带着一丝狡黠。
我快步往前走,想要甩掉他们,但他们就像牛皮糖一样粘着我。直到我走到光线明亮的地方,有几个警察站在那里,那些孩子才悻悻地散去。
Raj在旁边哈哈大笑:“See? This is India.”
我没有笑。
回到酒店已经快十一点了,我瘫在床上,浑身酸痛。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臂上起了几个小红疹子,痒痒的,不知道是被蚊子咬了还是过敏了。
我抹了点药膏,也没太在意。
第三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早上起来,我开始拉肚子。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腹泻,我没当回事,吃了两粒黄连素。但到了中午,情况急剧恶化,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跑一次厕所,拉到后面全是水。
Raj来接我的时候,看到我脸色苍白,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是吃坏了肚子。他皱着眉头说:“Maybe you should see a doctor.”
我摇摇头说不用,吃点药就好了。
下午的谈判我几乎是强撑着完成的,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额头上冷汗直冒。Raj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不好,也没怎么为难我,基本按照昨天谈好的条件签了合同。
签完合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总算可以回去了。
但Raj又提了一个要求,说要去参观他们的工厂。按照合同规定,我们是需要实地考察生产线的,这是必经流程。
我没办法拒绝,只好跟着他去了。
工厂在郊区,开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路况很差,坑坑洼洼的,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移位了。再加上肚子不舒服,一路上我都在忍着呕吐的冲动。
工厂的环境让我大开眼界。
车间里光线昏暗,通风条件极差,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药剂的味道。工人们坐在简易的工作台前,手工操作着各种机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上散落着原材料和半成品,踩上去嘎吱作响。
Raj自豪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生产线,说这是当地最先进的工厂之一。我环顾四周,心里暗暗叫苦,这样的生产条件,能做出合格的产品吗?
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算是完成了任务。然后找了个借口溜出去透气,蹲在工厂外面的墙角干呕了好一会儿。
傍晚回到酒店,我的体温开始升高。
我量了一下,三十八度五。我知道自己发烧了,肯定是肠胃炎引起的。我从包里翻出退烧药吃了,又灌了一大杯水,然后把自己扔到床上。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外面又响起了诵经的声音,忽远忽近,像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我想捂住耳朵,但手臂沉重得抬不起来。
那一夜,我反复醒来,每次都是一身冷汗。床单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枕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
第四天,Raj没有出现。
来接我的是他的助理,一个叫阿米特的年轻人。阿米特会说一点点中文,这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
“顾先生,今天我们去市场看看。”阿米特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
“什么市场?”我有气无力地问。
“批发市场,您公司要的那批材料,有一部分是从那里采购的。”
我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多问了。
车子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人山人海,嘈杂得像是捅了马蜂窝。
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卖什么的都有。布料、五金、塑料制品、食品、药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卫生状况堪忧,地上污水横流,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阿米特带着我在人群中穿梭,时不时停下来跟摊主交谈几句,然后拿一些样品给我看。我强打着精神配合他,但脑子已经是一团浆糊。
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我感觉自己快要脱水了。嘴唇干裂,嗓子眼冒烟,头晕眼花。
我找到一个小摊,买了一瓶矿泉水。摊主是个中年妇女,她递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污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拧开喝了。
人在极度口渴的时候,顾不上那么多。
在市场里转了三个多小时,阿米特终于满意了,说该看的都看了。我如释重负,恨不得立刻飞回酒店。
但阿米特又说,要去拜访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说我不舒服,能不能先送我回去。阿米特面露难色,说这个客户很难约,错过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了。
我咬了咬牙,说好吧。
那个客户住在德里北边的一个富人区,环境明显比市中心好很多。别墅带花园,门口还有保安。阿米特跟保安说了几句,保安放我们进去了。
客户是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留着八字胡,穿着一身昂贵的丝绸睡衣。他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着我。
阿米特毕恭毕敬地跟他打招呼,然后用印地语跟他交流。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尴尬地坐在一旁喝茶。
茶很好喝,是那种加了蜂蜜和柠檬的红茶,比我之前喝的奶茶顺口多了。
聊了大概半个小时,阿米特起身告辞。客户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几句话,全程都是阿米特在翻译。
出了别墅,我问阿米特谈得怎么样。阿米特说还行,对方愿意考虑跟我们合作,但条件比较苛刻。
我叹了口气,心想这笔生意怕是没那么容易做成。
回酒店的路上,我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梦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画面,有牛在街上跑,有小孩追着我要钱,有Raj咧着嘴笑,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咖喱。
第五天,终于到了回国的日子。
我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加重了。拉肚子还在继续,发烧也是反反复复。早上称了一下体重,掉了整整四斤。
Raj来酒店送我,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说是给我的礼物。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颜色很鲜艳,上面绣着精美的花纹。
“Thank you, Raj.”我勉强挤出笑容。
“You are welcome, Mr. Gu. You are my friend now.”Raj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依旧很重。
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五天的经历。
从最初的兴奋好奇,到后来的震惊不适,再到现在的疲惫厌倦,心情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
我想起第一天晚上看到的那头牛,想起那些围着我要钱的孩子,想起那个脏乱不堪的市场,想起工厂里那些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
我也想起了Raj的热情好客,想起了阿米特的尽心尽力,想起了那个客户家里精致的茶具。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充满了矛盾和对立。
富裕和贫穷并存,现代和传统交织,善良和狡诈共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次旅程,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个地方。
我只知道,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里。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姓陆,四十来岁,在印度做了七八年生意。
他看到我脸色不好,主动跟我搭话:“兄弟,第一次来印度吧?”
我点点头。
他笑了笑,递给我一支烟:“习惯就好。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拉了一个月的肚子,瘦了十几斤。”
我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慢慢来,”陆哥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要么你征服它,要么它征服你。没有第三条路。”
我问他:“那你征服它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谈不上征服,只能说习惯了。习惯了这里的脏乱差,习惯了这里的效率低下,习惯了这里的人情世故。当你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广播响起,登机了。
我跟陆哥告别,走向登机口。
排队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印度女人,穿着华丽的纱丽,抱着一个婴儿。婴儿长得很可爱,大眼睛,长睫毛,冲着后面的乘客咯咯地笑。
那个女人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
我也对她笑了笑。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还太浅薄。
五天的时间,我能看到什么?
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飞机起飞了,舷窗外,德里的城市轮廓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云层之下。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一幅幅画面。
那些喧嚣的街道,那些虔诚的信徒,那些渴望的眼神,那些真诚的笑容。
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图景。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但我知道,这段经历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头里,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舷梯。
手机开机,赵琳的消息又弹了出来:“到了没?等你吃饭呢。”
我给她回了一条:“到了,马上回家。”
走出到达大厅,上海的夜晚凉爽宜人,空气清新得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肺里涌入的氧气让我眩晕。
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航站楼。
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灯光,像一个透明的盒子,安静地矗立在夜色中。
五天前,我就是从那里走出去的。
五天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都变了。
出租车来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师傅,去静安区。”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的霓虹灯飞速后退。
我靠在座椅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刘总发来的消息:“小顾,辛苦了,周一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回了两个字:“好的。”
然后把手机揣进口袋,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很多念头在打架。
我想起Raj最后说的那句话:“You are my friend now.”
朋友?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朋友。
也许在商业世界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交换。
但Raj送给我的那条围巾,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行李箱的最底层。
我没有扔掉它。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赵琳还没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我。茶几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回来了?赶紧吃面,饿坏了吧?”她站起来帮我拿拖鞋。
我换了鞋,坐到沙发上,端起那碗面。
面条煮得刚刚好,汤头鲜美,荷包蛋煎得焦黄。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赵琳吓了一跳:“怎么了?面不好吃吗?”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
不是面不好吃。
是太好吃了。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
赵琳没有再问,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吃完面,洗了澡,躺在熟悉的床上,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赵琳关了灯,黑暗中,她轻声问我:“印度怎么样?”
我沉默了很久,说:“挺好的。”
“挺好的?”她显然不信,“你不是拉肚子拉了好几天吗?”
“是啊,”我说,“但除了拉肚子,还有很多别的。”
“比如呢?”
“比如……”我想了想,“比如那里的奶茶是真的难喝,但Raj说他妈妈每天早上都会给他煮一杯。”
“比如那里的街道真的很脏,但那些孩子还是会光着脚在上面跑来跑去,笑得很大声。”
“比如那里的贫富差距真的很大,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信同一个神。”
赵琳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我继续说:“我以前觉得,世界应该是非黑即白的。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但这趟印度之行让我明白,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那里有让我讨厌的东西,也有让我感动的东西。它们搅在一起,分不开。”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赵琳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那就不要想了,好好睡一觉。”
“嗯。”
我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夜,我没有做梦。
周一早上,我准时出现在刘总的办公室。
刘总看到我,愣了一下:“小顾,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水土不服,拉了几天肚子。”我轻描淡写地说。
“辛苦辛苦,”刘总示意我坐下,“合同签了吗?”
“签了,但对方要求加价百分之七。”
刘总皱了皱眉,但很快又舒展开了:“算了,能签下来就不错了。这批货对我们很重要,耽误不得。”
他把合同翻了翻,满意地点了点头:“干得不错,小顾。年终奖我给你加上去。”
“谢谢刘总。”
我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同事们纷纷凑过来,问我印度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就是有点热。
他们又问有没有去泰姬陵。
我说没有,太忙了。
他们说那太可惜了。
我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有什么可惜的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度,我的印度和他们想象的印度,大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陆哥的电话。
他从别人那里拿到了我的号码,说是想跟我交个朋友。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从印度的生意聊到人生的感悟。
挂电话之前,陆哥说:“兄弟,下次再去印度,找我,我带你去吃真正的好东西。”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地铁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疲惫和麻木。
我突然很想念德里街头那种混乱的生命力。
虽然它让人窒息,但也让人清醒。
它让你意识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些在垃圾堆里找食物的野狗,那些在街头乞讨的孩子,那些在烈日下蹬着三轮车的苦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活下去。
跟他们比起来,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抱怨加班的人,其实已经很幸运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那点对印度的怨气,突然消散了不少。
也许,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和坏。
关键在于,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它。
如果你带着偏见,那你看到的只会是缺点。
如果你带着善意,那你也能发现它的美。
我做不到完全不带偏见,但至少,我愿意试着去理解。
理解那个国家的复杂,理解那些人的选择,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这大概就是我这趟印度之行最大的收获。
晚上回到家,赵琳问我:“以后还去印度吗?”
我想了想说:“去,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怕拉肚子了?”
“怕,”我说,“但有些东西,比拉肚子更重要。”
“什么东西?”
“比如,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赵琳笑了,说:“你变了。”
“是吗?”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变成什么样了?”
“变得更成熟了。”
我笑了笑,没有反驳。
也许我真的变了。
五天的印度之行,让我从一个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知道自己渺小的普通人。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但很真实。
真实到让我觉得,以前那些烦恼和焦虑,其实都不算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活得比我们艰难得多。
他们依然在坚持,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