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上海的街头，黄皮肤黑头发的身影随处可见，很少有人会特意留意他们的国籍。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城市里长期扎根的日本人已接近四万，他们并非短暂停留的游客，而是带着长期生活的规划在此定居。这一群体的存在，在当前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逐渐引发了人们对安全与发展的双重思考。

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日本人约为 3.98 万，占在华日本常住者的很大比例，民间统计则显示这一数字已突破 5 万。他们并非分散居住，而是集中在古北、虹桥、金桥等区域，其中古北片区的日本人占该区域外籍居民的 42%，有着 “浓缩版小东京” 的说法。这种聚集并非偶然，而是与日企在上海的深度布局密切相关。

截至去年底，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已有 2204 家会员企业，是日本海外最大的商会组织。仅长宁区就吸引了约 1500 家日资企业投资，占该区外资企业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覆盖制造、贸易、金融、机械等多个领域。临港的日资中小企业国际产业园也已进驻 150 余家日企，这些企业为日本人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形成了完整的工作与生活闭环。

在聚集区域，日式生活氛围十分浓厚。古北的商超里，纳豆、味增酱油等日本食材一应俱全，部分商店以日文标签为主，专营进口日货。上海全市现有 4000 多家日料店，密度位居全球前列，其中不少由日本人经营，主打 “本土味道”。公共服务方面，地铁站、医院等场所设有日文标识，部分场所支持日元支付，古北的日本学校招生已超过 3000 人，开设茶道等传统课程。

这种 “日化” 生活圈让不少日本人无需精通中文就能正常生活。他们出门可看日文指示乘车，吃饭能以日语点单，看病有日资医院提供翻译服务，社交也多集中在日本人开设的场所。但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也造成了一定的文化隔阂，部分日本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动力，甚至形成了排他性的居住氛围。

2025 年以来，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变得紧张。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宣称 “台湾有事” 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存亡危机事态”，这是 1945 年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武力介入台海问题。中方迅速作出强硬回应，外交部多次严正交涉，教育部和文旅部也分别发布了留学和旅游预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常住日本人的存在引发了安全层面的担忧。近代史上，日本曾以 “文化交流”“实地调查” 为幌子，派人来华搜集各类情报，为后续扩张铺路。如今，不少在沪日本人任职于日企关键岗位，熟悉上海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若局势恶化，这些信息可能带来潜在风险。

中日两国对待外来者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日本，不少中国人从事介护等行业，面临着工作压力大、生活条件有限的现状，中日关系紧张时还可能遭遇歧视与排斥。而在上海，日本人享受着开放包容的环境，却有部分人拒绝入乡随俗，甚至因高租金推动本地居民外迁，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区。

当然，并非所有在沪日本人都心怀异心。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的不少会员企业致力于推动中日经济合作，还有不少日本人长期参与中日民间交流，为两国友好往来添砖加瓦。古北地区试点的文化融合项目中，已有逾 70% 的日本人参与中文学习和中秋习俗体验，公共标识也坚持中文为主、日文为辅的原则。

但友好个体的存在不能掩盖整体层面的风险。当前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极端右翼势力动作频频，谁也无法保证四万常住者中没有受其影响的人。在 “台海牌” 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对这一群体的管理不能掉以轻心，开放不等于无底线包容，包容也不能放弃必要的警惕。

官方层面已经开始采取相关措施，明确包容不等于无底线，强调技术交流需审慎，避免核心领域外泄。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规范常住外籍人员的居住与活动，在保障合法权益的同时，划定明确的行为红线。公共服务标识应坚守中文主导的原则，鼓励文化融合而非刻意隔离。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防范的开放会埋下隐患，没有原则的包容会换来轻视。上海的日本常住者群体，既是中日经济往来的见证，也可能成为复杂局势下的风险点。关键不在于排斥，而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与有效的监管。唯有如此，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城市的开放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