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的一个早晨,我们一家驱车从浙江杭州桐庐启程,先奔赴嘉兴海宁观赏钱塘江潮,观潮之后又转道上海金山枫泾,在一尺花园享受了下午茶,再一路开车近四小时回到上海家中。
去桐庐是我大儿子的主意,因为他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与朱元思书》。《与朱元思书》是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写给友人朱元思的一封信,信中描绘了富春江的绝美景色。桐庐不仅因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而闻名遐迩,近年来还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中国最美县城”,这让我们对即将探索的这片山水充满了期待。
去海宁观潮则是小儿子的主意,原因是他刚学了一篇关于观潮的文章,正好顺路,便决定去看看。
行前我们满怀憧憬,心中早已勾勒出无数文字与画面交织的想象。在桐庐,我们先后坐船游览了富春江,去了通天河溶洞和心动乐园,还有大奇山、马岭古道以及卢茨村,都算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景点了。
不过说实话,或许是因为见过的美景太多,这些景色放在全国来看,只能算中规中矩——既没有西部大山的雄浑壮阔,也算不上惊艳,勉强只能称得上秀美罢了。况且天气酷热难耐,气温直逼三十六摄氏度,这样的体验下来,实在称不上愉悦。
很多景色真的是“看景不如听景”,但即便如此,还是要亲自去看看——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有最直观的感受。我安慰家人说:“别觉得失望,这都是人生宝贵的体验。”桐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地的美食。我们第一天去了一家桐庐本地人常去的餐馆,那里的菜肴味道极佳,我真心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去品尝。相比之下,第二天去的那家自诩为当地最有名的餐馆,我们却觉得味道平平无奇。
在桐庐时,我们通过“钱塘江大潮”小程序查询了钱塘江潮汐的预测信息。小程序显示观潮指数为2到3颗星,根据杭州市水文水资源监测总站的潮汐观赏等级划分,这意味着潮汐高度较低,观赏效果一般。因此,我们意识到这不是最佳的观潮时机,在是否前往观潮点这件事上有些犹豫。
另一方面,听说观潮的最佳景点“盐官古城”当时正在限流,不让游客进入,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海宁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去观潮。结果去的时候路上交通异常拥堵,尤其是临近下高速的路段,整整堵了一个小时。
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出发了,可等到抵达时,潮水已经到了,那期盼中的壮观景象,终究还是没能见到。现场人潮如织,摩肩接踵,相比之下,江潮淼淼。我操控无人机从空中俯瞰,才发现钱塘江的江潮,远不如地面上的人潮那般汹涌澎湃。
我的儿子或许会感到有些失落,毕竟他在小学课文里就读过关于观潮的文章,心里早就对钱塘江潮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轻声对他说:“其实,电视上展现的钱塘江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精华片段,这样的美景,并不是时常能遇到的,这次没能见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便真的见到了,或许你也会觉得不过尔尔。”
接着,我还跟他讲了苏轼晚年写的一首诗。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也很特别——因为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是一样的。诗是这样写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诗的意思,其实可以用我们常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这三重境界来解释。
人生之初,我们总会对很多事物满怀憧憬,仿佛只要达成某个目标,就能心满意足,为此一直萦绕于心,念念不忘。比如我们常常会想“去了某个地方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总是不自觉地给自己设定很多目标。可当你真的达到这些目标之后,却会发现事情也不过如此,这时候可能会有些失望。
但其实不必失望,因为这正是人生的真谛——不断设定目标,不懈努力去实现,然后细细品味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即便遇到困难,也要坚持把事情做好,之后再坦然放下过去,人生大抵就是这样。重要的,其实更多在于过程,只要亲身经历过,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人生本身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豁达的智慧——把一切都看透,但依然能用心体会人间的美好。
离开浙江海宁之后,我们去了上海金山的枫泾古镇。我觉得枫泾是被严重低估的江南古镇,它的面积广阔,远大于朱家角,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个古镇孕育了众多名人——一个镇竟然出了三位状元、56位进士、125个举人,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从唐初到清末,中国历史上状元的总数仅为504人。一个镇能出三位状元,堪称人杰地灵。
枫泾古镇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江南水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明宣德五年(1430年)起,枫泾镇开始南北分治,以镇中的界河为界,南镇属于浙江嘉兴嘉善,北镇则属于江苏松江。这种分治状态一直持续到1951年,当时南镇和北镇合并,归属江苏松江金山,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治历史。到了1958年,随着江苏松江地区划归上海,枫泾古镇正式成为上海市的一部分。
我对这个古镇情有独钟,它就像一处未被世俗喧嚣沾染的净土,商业化气息非常淡——踏入古镇不需要门票,只有少数几个特色景点会单独收费,而且古镇内游人不多,整体游览体验十分惬意。这次去枫泾,我们还特意去了当地的“一尺花园”,这也是我儿子提议的,我本身也很喜欢一尺花园,去过上海的很多一尺花园,我没想到的是,枫泾的一尺花园竟然是清朝状元蔡以台的故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
在蔡以台的故居里,还陈列着蔡以台这位状元当年“金榜题名”的牌匾原件,以及他状元试卷的复印本。我还完整地看了一本讲述他生平的书,也仔细研读了他那篇状元试卷的内容。从书中我了解到,这位状元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秀才,蔡以台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得翰林侍读学士沈辰坦点教,学识进步很快。
1750年,31岁的蔡以台中举人,1757 年,他参加丁丑科会试,一举夺魁,成为会元,同年参加殿试,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第 46 位状元。之后,他被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后来又入皇宫任日讲起居注官,他前前后后在翰林院的时间大约五年左右。
43岁那一年,他跟随皇帝下江南,在对对联的时候,或许不小心犯了皇帝的忌讳,惹得皇帝不高兴。他见此情景,便选择急流勇退,以“父亲身体欠佳,需要回乡照料”为由,向朝廷请求辞官退休。就这样,他回到了枫泾,专心照顾父亲。三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但在那之后,他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为官。从他四十八岁之后,史料中就基本没有了关于他的任何记录,甚至连何时去世、安葬在哪里,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实在让人感到惋惜。
根据中国的科举制度,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殿试,录取人数在不同朝代有所差异。比如明清时期每次录取的进士通常在100至400人之间,而状元只有一人。所以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五百多个文状元。单看清朝一朝,状元的数量也就114人,由此可见状元之稀少、考中状元之艰难。尽管历史上有少数状元像文天祥那样,在官场和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大多数状元并没有在思想史上留下显著的痕迹,这或许和他们“学霸特质”有关吧——学霸往往具备勤奋、有天分的特点,但在创新和领导力方面可能有所欠缺,青史留名的不多。
我仔细审阅了蔡以台的状元试卷,他的字迹非常工整漂亮,是典型的“馆阁体”,规范而严谨。再看试卷内容,也就是类似现在“申论”的部分,其中引用了很多经典典籍,论述也十分考究严谨,很像我们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答卷,又有些类似于人大建言献策的文章。这类文章有很多规矩和限制,往往更注重符合体制规范、获得上级认可,而不是突出个人的独特思想,因此很难在思想层面取得较大的创新和建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许多状元的试卷更多被体制内人士视为学习范本,却难以在思想领域引发变革的原因。
看到一个小镇能涌现出三位状元,然而这些状元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太多痕迹,难免会让人感到惋惜。我也常常思考,无论当下的人与事看起来多么热闹喧嚣,等多年之后,能真正留存下来并被后人铭记的,往往寥寥无几。
这也是我对当今中国思想史的总体看法——无论有多少人撰写了多少文章、发表了多少核心期刊论文、出版了多少著作,最终能在思想史上留名、被后人铭记的,恐怕也只是凤毛麟角。
最近我的朋友李峰要开一个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名字叫《人性说明书》,我给他写了一段推荐语,大概是“晓人性而不媚俗,通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
其实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我早就踏遍了华夏大地的34个省份(包括台湾),还曾游历过30多个国家,看过很多风景,经历过很多事情,最后才觉得很多事不过尔尔。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就很难有这样的感悟,内心也会觉得底气不足。就像我们说“淡泊名利”,前提是你曾经拥有过名利,然后才能选择看淡;如果从未拥有过,却自称淡泊名利,就显得很虚伪。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段子,一个男生假装自己是渣男:“我是个渣男,我同时暗恋6个女生。”结果被别人鄙视了:“暗恋不算数的,渣不起来,就不要硬渣,你这个好人!”虽然是个段子,背后的道理和“淡泊名利”是同一个道理,一个人说自己“淡泊名利”,前提得先“拥有名利”,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又谈何淡泊呢?
这或许就是苏轼《庐山烟雨浙江潮》一诗的本意所在:唯有历经,才能真正做到淡然。否则,那些所谓的“看淡”,不过是卖弄学问的空谈,或者是酸腐的故作清高罢了。人一定要成功,成功后你才有底气去看轻那些别人拼命追求的东西;如果没有成功,你就很难有这样的底气。
遇见过,解决过,经历过,人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