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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01日 06时30分43秒

【央视新闻客户端】

1945年，组织忽然收到了杨应彬的请求，希望能和郑黎亚同志结婚。

原因也很明确，他们的身份遭到怀疑，需要一场婚礼仪式堵住其他人的嘴。

因为这个杨应彬可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而是深入龙潭虎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

郑黎亚同志和他一样，都是中共特工，那时他们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

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敌人又是否会打消对他们的疑虑呢？

1935年，不到15岁的杨应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

1937年，张发奎的部队成立了“战地服务队”，共三十多人，其中有十个人都是共产党员。

周总理指示这十人在“战地服务队”内部组成“中共特别支队”，书记是左洪涛。

到1938年，“战地服务队”被解散，中共特别支队的成员们也分散在张发奎部的各个职位上。

左洪涛意识到想要打入张发奎内部，有必要嵌进去一枚“楔子”，而杨应彬就是他选中的人。

在他的力保下，张发奎将杨应彬保送到了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学习。

在这里，杨应彬努力学习，成绩十分出色，但并不意味着在这儿他就是安全的。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杨应彬的处境也变得艰难了起来。

那时军校的人找到杨应彬，给他看了三张纸条，这三张纸条上分别是从三个人给杨应彬的信上摘出来的。

杨应彬暗叫不好，因为这三人都曾是“战地服务队”的人，且信中的话也比较敏感，比如“巴黎公社”“拨开云雾重见青天”之类的话。

其实中共特别支队有规定，不允许直接和杨应彬通信，但这三人不知道这个规定，这就导致杨应彬的处境很被动。

军校的人让他解释这些信是什么意思，还有和三人的关系。

杨应彬见状就半真半假的说自己的确和他们认识，因为之前都在“战地服务队”待过，还说出了他们现在的职务。

他告诉军校的人，想知道的话就去问张发奎，自己是他保送来的，他清楚自己的身份。

那段时间，他经历了无数审讯，被折磨的身心俱疲，依旧不松口。

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他们已经对杨应彬起了疑心，就不会轻易放他回去。

上级见审问不出什么，就下令秘密处决杨应彬。

由于杨应彬在学校表现出色，他的区队长对他一直很有好感。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他动了恻隐之心，把指示压下来了没有执行。

这边左洪涛也得知了杨应彬的处境，他立马找到张发奎将此事告知了他，并保证杨应彬不会有问题。

他还将杨应彬在学校全总队考第一的事情告诉张发奎，说他为四战区（张发奎时任四战区司令官）争光，应该给予嘉奖。

张发奎本身就很看好杨应彬，左洪涛这么一说，他就亲自给军校写了封信，杨应彬的危机才解除。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安全，想要长期潜伏下去，得彻底打消张发奎对他们的怀疑。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为获得张发奎的信任，左洪涛、杨应彬和郑黎亚三人商议了一番，决定办一场婚礼。

郑黎亚与杨应彬一样，都是中共特别支队的人。

她出生于1919年，比杨应彬大两岁，小时候父母双亡，她和祖母相依为命，这就锻炼了她独立自强的个性。

上学期间，日军肆意侵略我国，正在上初一的郑黎亚勇敢地走上街头，和同学们一起游行抗议。

后来，她还考上了北京大学，并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资格。

但那时刚好抗战爆发，爱国心切的郑黎亚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投身到了抗战事业中。

两人信仰一致，之后一同加入了“战地服务队”，都是中共特别支队的成员，一同为抗战事业奋斗着。

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潜伏下去，郑黎亚同意和杨应彬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到时候请张发奎来当他们的证婚人，这样既能让特务们闭嘴，也能向张发奎“表明忠心”。

结婚前，杨应彬按照规定向组织提交了结婚申请，并说明了原因。

组织很快就同意了，两人便找到了张发奎，请他来见证二人的幸福。

算起来，他们跟着张发奎也快十年了，张发奎自然也愿意给他们当这个证婚人。

只是他心里也有疑问，那就是他俩到底像不像外面说的那样，和共产党有关系呢？

但他不是拐弯抹角的人，直接就问杨应彬和郑黎亚：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很好的回答我，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都是的话，可以结婚，都不是也可以结，就怕一个是一个不是，费事一个当鳏夫，一个当寡妇。”

他既然这么开诚布公的问了，那杨应彬也就直说了：

“张长官，我们都跟了你八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

做特工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好，即便面对跟了八年的“老板”，也得淡定从容。

1945年12月3日，杨应彬携手郑黎亚走进婚姻的殿堂，证婚人张发奎的现身，让那些国民党特务再也无话可说。

随着内战的爆发，中共特支的成员开始在逐步从张发奎部撤离，最后离开的是左洪涛、杨应彬和郑黎亚。

也幸亏他们走得晚，才在关键时刻营救了2500多名北撤的骨干。

1945年重庆谈判时，中共同意让出南方的八个解放区，这八个解放区共2500中共骨干人员，全部北撤。

虽然这都是协议中说好的，但蒋介石此人表面一套背地一套。

他竟然偷偷给张发奎下令，让他对这2500人进行“清剿”。

当时大家被集中在深圳的沙鱼涌，由美方派登陆舰，把人从广东运到山东。

蒋介石命令张发奎在沙鱼涌的时候，就要将这些人消灭。

张发奎为此召集了一个会议，杨应彬还没有撤退，他看到计划后大吃一惊，立马联系了左洪涛。

左洪涛则将此事经人转告了周总理和叶剑英。

周总理等人立即提出抗议，并让美方代表给张发奎发电，要求他保证中共北撤人员的安全。

同时，香港《华商报》大肆报道这件事，将蒋介石的阴谋摆到台面上。

一时间舆论四起，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收回命令，这些骨干才被安全转移。

此事杨应彬功不可没，但张发奎也同样又开始怀疑杨应彬，他其实知道杨应彬有共产主义思想，但他无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947年，中共特支准备全部撤离，作为最后一批离开的人，杨应彬夫妇要转移到香港去。

香港方面的负责人就对他说，尽量合法的走，实在不行，再想办法非法走。

因为将来杨应彬还是要回内地的，合法走的话，将来回内地会方便很多。

杨应彬想了想，就跟张发奎申请，想辞职跟表哥下海做生意。

张发奎直接拒绝了，他说杨应彬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在这儿好。

这个方法行不通，杨应彬就想了另一个办法。

他说想送爸妈和怀孕的妻子回家，张发奎准了假，一家立马就来到了香港。

张发奎知道他们没回家，就给他杨应彬扣了个不按时回来的“罪名”。

蒋介石后来也知道了，他让张发奎把杨应彬抓回来，张发奎就发了个通缉令。

其实张发奎这个人并不是真的服从蒋介石，甚至还有些反蒋。

在张发奎部的中共特别支队，先后有二十多个人，可愣是一个人都没暴露，这和张发奎这个人也有一定的关系。

早些年在大革命的时候，张发奎和共产党的关系其实还可以。

他很佩服共产党员的才干和为人，对蒋介石那套“攘外必先安内”格外反感。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围剿”红军，张发奎基本没怎么参与。

他那时候借口考察，躲到了国外，等抗战爆发，他才回来领兵抗敌。

杨应彬和郑黎亚的身份，他不是没怀疑过，只是他没追究，毕竟在他心里，还是愿意“联共”“护共”的。

杨应彬走后，蒋介石下令抓他，张发奎就象征性地派了两个人到香港去。

这俩人和杨应彬都认识，在一起也共事多年了，他们见到杨应彬后，只是和他说了说话，又去看望了他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看完就走了。

因为这个原因，杨应彬对张发奎一直心存感激。

张发奎在香港去世后，他的妻子想把骨灰带回家乡安葬，杨应彬知道此事，就替她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并全力帮助她。

运送骨灰的时候，杨应彬全程陪同，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对张发奎的遗孀多有照顾。

有一次，杨应彬问张发奎的妻子，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

“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张发奎）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但有没有组织，他不予追究。”

这也是中共特支全体成员都能够全身而退的原因之一。

张发奎的妻子去世后，杨应彬也将她的骨灰送了回去，虽然张发奎的孩子们都在海外，但当他们回国的时候，杨应彬还是会对他们多加照顾。

在张发奎身边潜伏十年，他又当过自己的证婚人，杨应彬做这些也算是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了。

离开了张发奎部后，杨应彬的关系就被转到了香港。

组织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想要留在这里，还是回到家乡闽粤赣边区？

杨应彬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对于家乡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对他来说，在哪儿都一样，他表示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行，或者哪里困难需要人他就去哪里。

就这样，杨应彬被派到了北海，从那里去了粤桂边的十万大山。

他们需要了解当地情况，并帮助当地干部的工作。

三个月后，任务圆满完成，杨应彬又被调到了雷州半岛。

那里条件艰苦，不仅吃住简陋，药品子弹等也十分稀缺。

多年后回想起那段岁月，杨应彬仍觉得十分不易。

有时候他们甚至要用冷水泡生米吃，那种困难实在是很难想象。

好在他们坚持下来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粤桂边人民解放军也被整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杨应彬任纵队参谋长。

建国后，粤桂边纵队与四野相互配合，成功解放了雷州半岛与粤桂边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之后的岁月里，杨应彬一直留在广东建设和发展。

直到2015年，杨应彬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从不到15岁入党，到94岁辞世，杨应彬同志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在这8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令人敬佩至深。

如今我们祖国能如此强盛，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如杨应彬一般的革命先辈前仆后继打下来的基础。

他们有的在前线浴血奋战，有的在后方深入龙潭虎穴，无论哪种，都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应彬同志潜伏敌营十年，数次面临生死时刻，仍坚守信仰，保持初心，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历史任务。

我们将永远铭记杨应彬同志，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