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发布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美丽中国)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总结了2023年以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效。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作出贡献。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库拉开帷幕。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

全面推动国家自主贡献实施并取得积极成效

今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实施三十周年。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

中国采取一系列行动，全面推动国家自主贡献实施并取得积极成效。“我国持续推动碳强度下降，2023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9%，煤炭消费占比从2013年的67.4%降至55.3%；森林蓄积量达到194.93亿立方米，比2005年增加了65亿立方米。”夏应显介绍，截至2024年7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06亿千瓦，是2020年底的2.25倍，提前6年多实现了2030年装机容量目标。

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我们将基于国情，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按照《巴黎协定》及去年通过的‘阿联酋共识’，于2025年适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通报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夏应显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接近5亿吨，成交额297亿元，交易价格稳步上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夏应显表示，我们将持续夯实数据质量，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积极推动将钢铁、水泥、铝冶炼3个行业纳入碳市场。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已近一年时间。夏应显介绍，生态环境部首批发布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等4项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并组织编制煤矿瓦斯利用和隧道照明节能方法学，支持甲烷利用、交通节能等领域发展，进一步扩大市场支持领域。“截至2024年10月，已经公示减排项目44个，按目前已经公示的项目计算，预计每年可产生核证自愿减排量1137万余吨。”夏应显说。

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今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夏应显介绍，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实施《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国家标准，作为我国产品碳足迹核算“母标准”，来指导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还将组织相关单位编制电力等基础能源和动力电池、光伏等重点外贸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标准并尽快发布。

“结合相关工作需要，生态环境部发布2021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同时从煤电油气等基础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通用因子着手，加快推进产品碳足迹因子的研究工作。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的认证试点，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夏应显介绍。

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年度报告》显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实施良好。夏应显介绍，各部门、各地方积极采取行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印发实施本地区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39个城市作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积极探索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建设路径和模式，同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持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持续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夏应显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举办交流研讨班这些方式，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将继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发挥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早期预警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物资援助、技术援助、交流研讨、联合研究等方式，开展务实合作项目。”夏应显说。

气候资金作为气候国际进程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是多边进程取得进展的关键。各方将于COP29上完成制定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

夏应显表示，中方主张，一是坚持《巴黎协定》的原则、规定和授权，确保不重新谈判或改写《巴黎协定》相关规定。发达国家应履行出资义务并继续带头调动资金，鼓励其他国家自愿参与。二是发达国家2025年以前要切实兑现已经承诺的相关资金支持目标。三是明确资金来源必须以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为主，通过公共资金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稳定的政策信号，进一步撬动和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融资和私营部门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