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六月凭借“六君子之狱”，阉党成功扳倒东林并掌控朝堂。为大明江山和皇帝计，总揽前朝大权的魏忠贤以及阉党是否如一些朋友设想的那样，积极拓展以及征收商税呢？

自天启四年，红夷（荷兰殖民者）强占澎湖并袭扰彰、泉二府，福建被迫募兵加饷以加强海防。福建布政司西库原有存银37万两，调用18万两后福建巡抚南居益觉得这是涸泽而渔，得开源。

天启五年八月，南居益奏请朝廷重启万历朝在福建设置的十二处榷关，额征税银23412两（每年），以充新兵粮饷。虽然九月，南居益被扣依附东林的帽子“削籍为民”，但他的这项提议倒是被朝廷批准了。

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朱钦相言：近奉明旨，停止榷税，此浩荡皇仁，臣子敢不仰体 … 其收过闽安等税银四千余两，仍著解进，以助大工。

福建巡抚朱钦相言：该省西库贮银三十七万除剿夷开除外，尚有实银一十九万三千余两。上命尽数解进，不必存留。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只是好景不长，天启六年五月在阉党核心之一崔呈秀的推动下，熹宗下旨全面“停止榷税”。此时福建方面榷税只征得4000余两，而且全部被挪用“以助大工（重修三大殿）”。

这还没完，南居益奏请开源时自报福建还余白银19万两，这些存银自然也得一并薅走。逼得兵部尚书冯嘉会三连追问，“行伍从何充实？器械从何置办？船只从何增添？”魏公公和阉党的答复是，不予回复。

天启二年辽饷加派后，时任广西巡抚（天启四年升两广总督）的何士晋（东林点将录里的“地佐星”），因感辽饷摊入田亩难征，他就换了个征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一些朋友赞誉九千岁的“功绩” -- 向富商、官绅征税。

通过细查以及开征各种商税，何士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广西凑得五年辽饷（年额60900两）、广东凑得近三年辽饷（年额231178两）。以致两广地区，“民间竟不知有加派之苦”。

不过阉党岂会放过东林。天启五年四月工科给事中虞廷陛发起弹劾，除了党护王之宷和挑衅宫闱，还有个罪名 --“轻请榷税以抵加派，合属骚然”。最终熹宗朱批，“何士晋挑衅宫闱，增税扰民，著革职为民，追夺诰命”。

天启六年十月，御史梁梦环又弹劾何士晋在两广期间恐吓勒索澳夷（葡萄牙殖民者）、加派商税搞得民不聊生、贪墨了近四十万两税银等等。不用查、不用审，这必是事实。朝廷传旨江苏追赃，“俱著彼处抚按照厚参数目提问追赃，解助大工”。

注：梁梦环的另一个著名弹劾案，是弹劾熊廷弼在经略任上贪墨了百万两饷银。朝廷也是不查不审，直接要求湖北地方官府追赃以助大工，熊廷弼的长子也因此死于狱中。

至于何士晋在两广设定的相关商税，一心为“商民请命”的魏公公和阉党，自然是全部予以革除了，两广的辽饷也改归田亩。

以上两案，在明廷带起了一股新风气，以征商致商民困顿而为民请命，奏请减免某某地方的商税税目。下面简单罗列一些：

天启六年四月，监察御史田景新奏请减免卢沟桥等处工关（对过卡竹木炭抽税）征收的煤税（每年近万两）。朝廷下旨，“其芦沟等五处煤税准免征”。

天启六年十月，镇守山海太监陶文奏报，关外潘家口、桃林界、岭冷口等处设卡抽木税等不合理（年计四千两左右）。朝廷下旨，“著尽行蠲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

天启七年正月，应陕西巡按庄谦的奏请，免除了潼关、咸阳的商税。

天启七年五月，浙直一带商人请求朝廷允许他们为魏忠贤，“捐资建坊，以彰仁化”。原因是，“鄚州药王庙商税蒙厂臣奏免”。

天启七年七月，陕西巡按庄谦奏请朝廷为魏公公建祠，以表彰“其于劳苦穷商蠲免宽恤亦不下数百千万”的功德 ……

除此之外，一些人总喜欢非黑即白的认为，东林代表东南海商主张禁海以独占海贸收益，而魏公公和阉党则积极开禁以向富商征（海）税，下面就是个典型反例。

天启七年三月，因福建新冒出个海匪（王清）团伙，浙江巡抚潘汝祯奏请朝廷，“闽、浙比邻。忽有闽人王清等驾巨舟称闽省义兵，联舟越境，恐其假托横行防贼者，即自为贼，伏乞申严海禁”。

潘汝祯不仅不是东林，还是给魏忠贤立生祠的首创者。而控制朝廷的阉党给予潘汝祯的答复是，“浙、闽俱频海邻倭，向虑奸民勾引，各厉禁船只不许往来”。所以谁在主张禁海，谁东林谁阉党？

综上可以看出，魏忠贤以及阉党并不怎么将商税视为朝廷开源增收的新税基，更多把它作为攻击政敌以及为自己招揽名望的工具。

为什么九千岁和阉党不看重商税呢？不是钱对于魏公公和阉党不重要，他们的重要政治样板工程 --“大工”，就一直困扰于资金匮乏。除了缺乏相应财税知识、技能，认识不到商税的潜力之外，还因为魏公公和阉党发现了个捞钱更快的方法。

明朝的税赋大体可分为两部分，起运和留存。“起运”是运送给朝廷的税银（物），“留存”是指留在地方府库的税银（物）。

地方官府留存的目的，除了降低运输成本（特别是实物税时期）和应对地方官府的日常行政开销，还有个重要的作用是备灾和备兵饷。比如王守仁能迅速平定宁王之乱，除了他的个人能力，地方留有应急的兵饷银也是关键，不然他快速召集军队和出征呢？

而各地府库的留存，就是魏公公眼里的银矿，比如前文说述的福建布政司西库存银。

天启五年七月，崔呈秀奏请抽调遵化府库的“保、河民兵银数万两”以及镇江府备倭银数十万两，以助大工。

天启五年十月，朝廷传旨“两淮、浙、直、河东运司”以及各巡盐御史，搜括余盐银（留存地方的盐税），以助大工。

天启五年十一月，因大工告匮，朝廷要求兵部从班军银里调十一万两应急。兵部奏报各地应付班军银尚未如数解到京师，但皇帝仍严令兵部，次年正月前支付十一万两。

注：为加强各地明军战斗力，从永乐朝开始明廷要求指定地域的卫所每年组织兵马入京操练，即“班军”。班军在京期间的消耗，由各地方自筹并提前解送兵部。

天启五年十二月，同样是因大工告匮，朝廷传旨赣州、徐州两府分别解送三万两入官银和四万两军便银。同时传旨各地巡抚清查当地府库，将暂时不用的存银解送入京。

天启六年四月弄了波大的，总计搜刮了150余万两。来源于各盐运司历年积累的募兵银、挖河银、节余银、加派银等八十万两；南京太仆寺马价银26万两、南京户部存银7万两；江浙十四府寄存于应天府库的结余银10万两、备倭银30万两（这部分主要是扬州、镇江、安庆三府）……

天启七年三月，在三吴地区江贼海盗纷纷啸聚的情况下，朝廷又从应天府征调了海防协济银11.84万两 ……

天启七年四月，“敕催解各省直捐助、搜括等银二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有奇，勒限解部”……

最终魏忠贤和阉党以688.75万两的造价完成了三大殿的重建（没算万历朝征木以及之前完工的三门费用，而且建筑规模也比初始小了一半多），但不少地方的府库也被掏得一干二净。

所以崇祯朝初，朱由检和明廷，眼睁睁看着流民起义呈燎原之势并蔓延整个西北，这就不仅仅是他们运气和能力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