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读到胡适先生关于佛教研究的著述，其中详录了他对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情况的调查。敦煌是中华千年文明的一颗明珠，莫高窟则是这明珠上最璀璨的光芒。千百年来，我们的国人没能守护好这辉煌的文明，没能保护好莫高窟的文物——我们是抱愧敦煌、抱愧莫高窟的。

胡适先生是安徽绩溪人，一生先后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和三十四个名誉博士学位，学问之广博为世所公认。正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对敦煌了解至深，对敦煌文物的流失也痛心至深。带着这份抱愧敦煌的心情，他在出访英、法期间不辞辛劳，多次前往图书馆、博物馆逐卷查阅、一一记录，并把调查所得写成文章公之于世，把一个中国学者守护民族文化的心事，留给了后来的年轻人。这是一位有良心的伟大学者。要读懂胡适先生对敦煌的这份心，先要读懂莫高窟，读懂藏经洞。

图一 胡适先生在做研究的照片。

一、敦煌的莫高窟与藏经洞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自汉武帝设郡以来，便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东来西往的商旅、僧徒、使节在此交汇，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在此碰撞融合。莫高窟，正是这条千年古道上最璀璨的文化结晶。

图二 北魏时期敦煌地理形势图。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据敦煌研究院藏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乐僔行至鸣沙山，忽见金光万道、状有千佛，遂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前后营造约一千年。现存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其中存有壁画彩塑的洞窟492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北侧壁后另有密室——这就是后来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写本、绢画、刺绣、木雕等文物，总数约五万件。藏经洞封闭于公元11世纪初，封闭原因至今仍是学术之谜。

图三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入口。

二、藏经洞文物的流散

藏经洞发现之时，正值庚子国难，清廷无暇西顾。王圆箓曾将部分经卷送呈地方官府，却未获重视；各级官吏反倒层层索要、私相馈赠，流散由此开始。

图四 王圆箓道士旧照。

1907年，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敦煌，以约二百两银子的代价，从王圆箓手中运走写本二十四箱、艺术品五箱，共一万余卷，现主要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博物馆；1914年，他再次来到敦煌，又以五百两银子购走六百余卷。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入洞逐一翻检，以五百两银子换走精选写卷六千余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此后，日本大谷探险队掠走经卷五百余件及彩塑两尊，俄国奥登堡探险队、美国人华尔纳等接踵而至，华尔纳甚至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二十余幅，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直到1910年，清学部才下令将残存经卷悉数运京，押运途中又遭沿途官员偷盗截留，最终移交京师图书馆的仅八千六百余卷，另有一批残片经整理编为一千一百九十二个卷号。而藏经洞文物的主体，已分藏于英、法、俄、日、美等十几个国家的数十家公私机构。

陈寅恪先生沉痛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道尽了当时中国学人的共同创痛。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探宝掘古，既无关卡盘查，国家也尚未设立文物保护的专门法令与机构，大批文物就这样被公然运出国门。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的胡适，对这段痛史知之甚详——他后来专程到巴黎、伦敦查阅敦煌写卷，正是存心要为民族文化遗产做点事情。

图五 斯坦因《发现藏经洞》中译本书影。

三、胡适的调查：在巴黎和伦敦查阅敦煌写卷

胡适对藏经洞文物流失情况的了解，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来自他1926年欧洲之行中的实地调查。1926年7月，他借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之机游历欧洲，8月初抵达伦敦，8月下旬转赴巴黎。在巴黎，经伯希和——这位当年亲手从藏经洞挑选走六千余卷文书的法国汉学家——引荐，胡适得以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直接查阅敦煌写卷。

胡适在巴黎前后停留三十四天，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挑选了一批禅宗史料细读，共查阅敦煌写卷五十多卷；又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继续查阅。他看的重点，是与中国佛教史、禅宗史有关的文书。凭着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他从那些尘封千年的卷子里辨认出唐代荷泽神会和尚的语录——神会是禅宗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著作在国内早已失传。胡适如获至宝，陆续校读出神会的《语录》《坛语》《定是非论》等文献。1930年，他据此整理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并撰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

在翻阅写卷同时，胡适也详细考察了敦煌文物流失经过，在日记中记下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取经卷的始末，并对二人的汉学根柢与择取眼光作比较。他感慨：凡是到过巴黎和伦敦的人，看了那两个地方庋藏的中国古物，没有不发生感慨的——这不是原话，却是他笔记里反复流露的心情。一位中国学者，要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文献，不得不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的图书馆里去抄录、校读，此中甘苦，可以想见。

图六 敦煌写卷图版示例：和田出土菩提文书。

图七 唐代刺绣佛像吊帘图版。

四、胡适调查文物的分类与估算——以及今天的数据

胡适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英法两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的。他既痛惜王道士的无知，也痛心当时国政的无力——眼睁睁看着瑰宝流失而无从挽回，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认真地记录下来、整理分类：

1. 佛经写本，约占全部文书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有不少未收入历代《大藏经》的孤本；

2. 道教经典，可补通行《道藏》收录不明之憾；

3. 宗教史料，如禅宗早期文献、寺院账簿、摩尼教经典等；

4. 俗文学，可窥词曲、小说、弹词的源头；

5. 古书写本，如《论语》《左传》《诗经》等唐人写本，可纠后世刻本之讹；

6. 佚书，如《秦妇吟》《太公家教》、王梵志诗等失传典籍；

7. 其他史料，如官府公文、户籍账册、社司转帖、往来书信等，是研究中古社会史、经济史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先生这个分类，至今仍为学界所沿用。

胡适当年的调查与估算，敦煌文书散存三大宗：伦敦（英国博物馆）约六千卷，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约二千五百卷，北京（京师图书馆）约七千卷；此外流散世界各地者约三千余卷。这是1926年中国学者胡适凭亲眼所见作出的估计。

需要向年轻朋友们说明的是：胡适的估算受当时条件所限，与今天的统计口径并不相同。敦煌遗书分藏世界各地，至今仍无一部完整的联合目录，确切总数难有定论。按收藏机构通行的编号单位“号”统计，据文献学家方广锠先生统计，全世界敦煌遗书约有六万号，其中汉文遗书约五万八千号，分布大体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约一万六千号，英国图书馆约一万四千号，法国国家图书馆约四千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约一万九千号，日本及中国国内散藏各二三千号，欧美其他地方散藏数百号。

若按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的口径，敦煌遗书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万六千余件，英国图书馆藏一万三千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五千七百余件，俄罗斯藏一万余件。两套数字口径不同，引用时都应当加以说明、留有余地——这正是胡适先生“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规矩。

五、我们抱愧敦煌

回望这段历史，我以为，我们的民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抱愧敦煌的。细析起来，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国宝的命运与国运紧密相连。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发生在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朝廷无暇西顾，官员只知中饱，看守者愚昧无知。文物遭劫，固然是劫掠者之过，更是国家孱弱、文明失护之痛。今日中国今非昔比，文物保护已成国家意志，但居安思危的弦，一刻也不能松。

其二，文明瑰宝是脆弱的，一经摧毁便不可再生。从阿房宫到圆明园，从莫高窟的壁画塑像到藏经洞的万卷遗书，人类文明的结晶可以毁于一旦，而重建则遥遥无期。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坚守大漠七十余年，从“看守式保护”到“抢救性保护”再到“预防性保护”，并推动“数字敦煌”工程让洞窟和壁画在数字世界中获得永生——这种敬畏与坚守，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也正是胡适先生那一代学人爱国精神的延续。

图八 一位学者的抱愧情感（书法作品）

其三，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追索与回归任重道远。敦煌文书之外，近代以来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仅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就超过一千万件，其中一、二级文物达一百余万件，分藏于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家博物馆和无数私人手中。

让文物“回家”，一靠依法追索，二靠合作研究，三靠数字化共享。胡适当年远渡重洋去抄录校读，是学者以个人之力抢救文明的薪火；今天我们推动流失文物的调查、研究与数字化回归，则是国家与学界的共同事业。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守护而绵长——愿年轻一代接过这份责任，不愧为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努力完成胡适先生未竟的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之说广泛见于媒体报道，但未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始统计文件，学界对其口径亦有争议，引用时应当存疑并注明；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口径见该会公开发布资料。

六、写在最后

1. 这篇文章前后写了半年多，其间搜集、核实资料颇多周折。初稿写成后，承朱伟强先生认真修改并核实数字，使全文的史实和数据更趋严谨。

2. 2026年7月中旬，文稿经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原处长赵老师转呈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苏伯民先生审阅。苏院长审阅后指出，文中最后部分关于文物流失的数字不够准确，嘱再查找资料核实。

3. 遵照苏院长的要求，朱伟强先生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文中相关数字逐一核对，凡重要数字均注明出处、标明统计口径，务使每一个数字都确凿有据。谨向苏院长、赵处长、朱伟强先生致以敬意和感谢！

4. 中国有三大地域文化——敦煌文化、徽州文化、藏文化，我对这三大文化都非常热爱，平日里也写了一些关于徽文化和藏文化的小文章；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的指导下，我编写了《文化绩溪》一书（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对绩溪一县的地域文化作了系统梳理。2000年7月，我到敦煌“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习参观；同年8月，又参加“2000国际徽学研讨会”；

图九 左：“2000国际徽学研讨会”邀请函；右：2000年7月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到会上学习参观

5.这些年，我还有幸和一位藏学老师结为朋友，我们去西藏时，他带我们参观布达拉宫等藏文化胜迹，见图八。我送他一本我的文化绩溪拙作。我们对中国地域文化理解有很多一致。我向他学习，尽最大努力写点徽文化文章，他是写了很多藏文化的。我们也认为尽文化，宣传中华文明，我们一起尽力啦！！

图十左：我与藏学工作者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合影。右：西藏山南是藏文化发源地，我们参观山南留影

敦煌有千年的画，千年的书，是不说话，但是活着的。千年后还活着的，文化，艺术永久。我三次去过敦煌，有机会还想再去；也劝年轻的朋友们都去敦煌看一看，写一写敦煌的文章。

2026年3月初稿

2026年6月30日第三稿

2026年7月29日第四稿

2026年8月21日第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