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百年里,广州一直是中国最繁荣的港口城市,而彼时的上海,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县城。然而,随着1843年上海的开埠,国内外贸易的重心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为什么广州无法继续保持它昔日的优势? 先来看广州港口在近代中国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全部集中在粤海关,广州因此被赋予了全国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统计数据显示,清代前期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茶叶、湖丝、绸缎等,其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出口额就高达数千万元,占出口总值的60%到80%。大量进出口货物的涌入,使粤海关的税收额呈几何倍数增长。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到了乾隆初期增加至20余万两,至嘉庆、道光年间更是飙升至89万余两,而实际征收的税额远超定额,往往达到一百多万两。独口通商政策让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一时期,广州的商业贸易如火如荼,城市成为四方商旅荟萃之地,人口不断增加,城区面积也随之扩展。到1840年前后,广州人口一般估计为一百万,其中包括郊区人口和水上船户,住在城内者不足五十万。广州是中国仅次于北京的最拥挤、最富丽、最有趣的城市;广州的居民是中国最善于经商和最富有的人。如此兴盛的广州港口,为什么最终会败给上海?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城市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区位优势,而上海的区位在长期发展中展现出比广州更为优越的潜力。 也许有人会疑惑:如果上海区位更优,为何开埠前的上海远不及广州?关键在于城市区位并非一成不变。开埠前的上海位于僻处海疆,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社会生产与流通主要依赖内循环,海洋并非出口经济的起点,而只是经济循环的终点。 然而,开埠之后,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开始更广泛地融入全球分工,交通运输愈加讲究经济效益,城市发展的动力由政治因素逐渐转向经济因素。虽然这种变化是被动产生的,但客观上催生了一批沿海沿江城市的崛起。19世纪中期,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依然是茶叶和蚕丝,这些农副产品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长江流域及福建等地。在广州尚未开放前,这些货物必须翻山越岭,经漫长陆路运输到广州出口,耗时费力、成本高昂。上海开埠后,直接从上海出口生丝比从广州出口节省35%到40%的成本,大量丝绸、茶叶因此绕过广州,直接通过上海出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改变意味着上海的经济腹地比广州更加优越。 1850年,上海对外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广州;到1852年,上海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已是同期广州的1.7倍;1853年,上海从英国进口的货值也首次超过广州。 上海地处沿海中线,沟通长江与大海,其地理优势无可匹敌。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沿江城市,都无法拥有比上海更优越的区位。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能开拓的更为广阔的市场,因此产业分工和改良,自然而然地首先发生在沿海沿河地区。 近代上海仅用七年时间便在对外贸易总额上超越广州,其核心原因无疑在于:上海拥有比广州更为优越的经济腹地、更便捷的水路交通以及更直接连接全球市场的出口通道,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新的中国贸易中心。你认为,这一历史转折中,上海崛起的速度如此之快,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因素?欢迎分享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