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桌好饭菜，四荤，三素，一个点心，摆在面前，满满当当的，叫人真坐不住：糖醋鱼，盐水鸭，红烧肉，避风塘大虾，凉拌拍黄瓜，干煸四季豆，番茄云耳炒淮山，还有唐人街的宁波风味花生汤圆，——凉热荤素花样如此繁多，俩人在厨房里不定忙了多久。可尴尬的是，我们迟到了半个钟头。

“没事儿。”H兄笑嘻嘻，还是老样子。

“自家人不客气。”他的太太，法学院的L老师，也在一旁微笑着说。跑了一天，不能让孩子饿肚子，——她以山东人的热情，一个劲儿地召唤Mia赶紧动筷子。

迟到总是难为情的。H兄两天前就说，要为我们接风，定好晚上七点见面。尽管在来的路上，为省时间，我俩抄了近道。

“打晨边公园过来？！”

我点点头，说道儿是朋友指的。我们的朋友Adele，是哥大兼任研究员，东校门外的晨边公园，也是她的两个孩子常去玩的地方。一百一十三街公园门口的那条东西走向的小径，是从她家到H兄家，最近的道路。

话外音听得分明。

Mia五岁那年，也是在八月里，头一回到纽约，随我们去了H兄家。他挨着个儿，把我们一家介绍给L老师，最后笑嘻嘻地，还就手儿俏皮了我一句：“他比咱们运气，在哥大待遇和胡适一样，他们住同一宿舍楼。”

哥伦比亚大学佛纳楼，1914

他说的是佛纳楼，——进哥大校门，沿一百一十六街东行，到新闻学院楼头右拐，眼前背靠百老汇大街的大楼就是。胡适一九一五年从康奈尔转学过来，进校就住这个当时“最摩登的新楼”。他后来同唐德刚谈话，提到当年宿舍，说：“与我同时的一共只有三个中国学生住于佛纳大楼，因为这座大楼是新建的，租金较昂。除我之外，便是那位有名的宋子文和张耘。张耘后来以张奚若一名知名国内。他在中共政府内做了许多年的高等教育部部长。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所谓‘民主党派’的一份子。”

哥伦比亚大学佛纳楼，2025

住佛纳楼时候，胡适作过一首白话诗——《“赫贞旦”答叔永》：

“赫贞旦”如何？听我告诉你。昨日我起时，东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无比。赫贞平似镜，红云满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渐散了，剩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蓝，要与天争姣。休说海鸥闲，水冻捉鱼难。日日寒江上，飞去又飞还。何如我闲散，开窗面江岸。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老任倘能来，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诗，重咏“赫贞旦”。

赫贞江即哈德逊河，它自北南流，紧贴曼哈顿岛，与东面哥大校园平行。只是如今倘胡适重回旧舍，已无缘再睹“赫贞旦”，因为街对面后起的楼群，遮没了沿河的景色。佛纳楼坐西朝东，共十层；胡适在日记里说，他住的楼层不高：“廿一日晨抵纽约，居佛纳儿得馆（Furnald Hall）。此为科仑比亚大学三宿舍之一。所居室在五层楼上，下临‘广衢’ （Broadway），车声轰轰，昼夜不绝，视旧居之‘夜半飞泉作雨声’，真如隔世矣。”

我住佛纳楼顶层，在日落时分，倒是能透过临街西窗，远眺河面粼粼波光。佛纳楼现在仍是宿舍，但非新生已不可住。我之所以住进去，是因为放暑假，里面腾空了。入学通知寄来时，有安全提示，我看过想起来，有人说在哥大，要远离哈莱姆；校东的晨边公园治安欠佳，更不要随便去。同学大多比我小，其中和我比较说得着的，有两个二十二三岁的大男孩：家在丹佛的瘦高个儿Robert，人很腼腆，不爱言语；另一个是米兰小伙子Alberto，个头不高，白净脸儿，话非常多，开口呱啦呱啦的，眼睛眉毛一起动。一个星期四的傍晚，三人约好出门，到街上逛一圈，——我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

“晚上没课，去东面的Morningside Park散步，还有Robert和Alberto。两个人开始不想进去，因为听说不安全。这里靠近哈莱姆，黑人很多。进去走了一圈，倒也没什么。顺道看了哈莱姆的一部分，黑人到处都是，其他也没什么不正常。只是在中央公园北门，遇到一个黑人，乞讨一美元，有点儿紧张。正准备离开，那黑人抱歉说：别走，你们走了，我会难过的。Robert给了他五毛钱。拍了不少照片。他俩一直在讨论，关于种族歧视之类的话题。”

H兄一番话，让我忽然记起，晨边公园似成“险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巴纳德学院的一个女生，在公园西侧的石阶前遇害；隔一年的十二月，又有一个哥大博士生，在公园西北的路口被刺死。命案发生的时间，一在日落之后，一在午夜之前，凶手都是黑人。

2

见面之前，Adele没有说，她家在哈莱姆。

西一百一十六街三一六号，——她给的住址，我看了想当然地以为，也是在哥大一片。乘地铁去哥大，不是在一百一十六街到站吗？那样的话，从她家到H兄家，西一百一十三街六〇一号公寓，应该没多远。

我们住的青年会，在林肯中心和中央公园的中间，坐地铁多去公园南侧的五十九街。但上了地铁，我才意识到，哥大和Adele家在两个方向：都是要坐到一百一十六街，可这条街实在太长了，——哥大是在西段，地铁坐红线，出站口位于连接时报广场的百老汇大街；Adele住在大街靠东的一段，地铁坐蓝线，出站口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道。从地铁站一出来，我们马上感觉到，街面冷清多了，虽然下午五点钟还不到。到了十字路口，一位老年黑人妇女，低头拉着塞满日用品的小购物车，沿着斑马线一步一拖，步子极慢地向前走。我心中未免有点发嘀咕：又到哈莱姆了？

确实是的。东西向的一百一十六街，横穿整个曼哈顿岛，以第五大道为界，往西到哈德逊河，是西一百一十六街；往东至哈莱姆河，为东一百一十六街。西一百一十六街又为晨边公园阻隔为二，西面是晨边高地，东面是哈莱姆，——它们是两个世界，晨边高地以哥大为中心，是精英、财富和安定的象征；哈莱姆在哥大北面和东面，是劳工阶层、穷困和高犯罪率的代名词。哈莱姆是黑人区，也有不少新移民，——Adele和先生Dapo大夫，就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尼日利亚。

Adele在博洛尼亚出生，先后在罗马、威尼斯、博洛尼亚和香港读书，有四个学位。她在费正清中心，和我共用的办公室，原来是傅高义教授的，他以家近为由，让给了访问学者。她在纽约也有项目，隔几个月，过来一趟；每次过来，就约我们，带Mia一起玩。她是一个大高个儿，眼睛也很大，两个浓眉毛又长又直，笑起来完全是个大孩子。与她第一次见面，是我们在剑桥安顿下来的第三天，——那天中午在哈佛广场，Adele一进Peet’s Coffee，就吸引了Mia好奇的目光：鼻子高就罢了，还那么长？！她犹豫着，伸出小手，鼓起勇气问：

“我能摸一摸吗？”

“当然！”

大家全笑了。

第二年夏天，我们回上海，Adele也有了自己的家：先生在曼哈顿，是一家医院的大夫。前年秋天，Adele又来上海，同我们在前滩见面。跟她一起来的，是三岁的儿子Alvise，一个混血的卷发小男孩。他只会有限的几句中国话，浑身是劲，追着Mia玩闹，手脚不识闲儿。Adele那个学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课，跟在哈佛一样两头跑，往返于纽约和上海之间。

当我们这次敲开Adele的家门，发现只她一人在家。Dapo医生没下班，孩子们去博物馆了，——她已有了第二个儿子。她说，过两个月回上海，会带上第二天过一周岁生日的小儿子Cosimo；他还很黏人，在家的话，Adele就无法工作。

我接过她递来的冰水，喝了一口，问：“能在这边找工作吗？”

纽约的大学可不算少，找一个教书的职位，不至于太难吧，——我心里想。

“不太容易。”她刚应了半句话，门铃就响了。

两个孩子回来了，——Alvise牵着一个阿姨的手，Cosimo坐在婴儿车上，由另一个阿姨推着。见到家里的陌生人，Alvise害羞起来，躲到长沙发靠近卧室的另一端，低着头不肯看我们的目光。隔了两年，他已记不得Mia了。Cosimo正好相反，人一多反倒更为兴奋，他一下婴儿车，就跌跌冲冲，朝Mia奔过来，嚷着要和她玩。Adele把Alvise揽到身边，爱抚着他的小脑袋，说：“也许会回欧洲试试机会吧。”

联邦拨款压缩，给高校带来空前的挑战。接下来要发生什么，Adele说不上，可也并不灰心。她笑着鼓励Mia说：

“明年的夏令营，你自己一个人来吧，住我们家就好！”

Adele抱着Cosimo，送我们一出门，就看见了正出电梯的Dapo医生，一位高大结实的黑人。

3

与Dapo医生的相遇，让我想起来，老舍在纽约的一个常去“谈谈，玩玩”的地方，也是在哈莱姆。

一个星期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杨联陞的全套日记，——主要是为看日记里的老舍行迹。在上海时候，跟Mia最要好的Annie阿姨来信，说把两大纸箱日记，从校外书库调回了馆里。其实，我四年前已请她帮忙，把与老舍相关的日记，一一找出复制了。因为没见全貌，我心里还不踏实。所以，我有一个愿望，就是重回哈佛，把有老舍名字的日记本，从头至尾细看一过。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杨联陞日记，2025年8月

老舍在美国，从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和杨联陞来往特别多。那一年，杨联陞受雇于联合国，但他和老舍相识于加州的奥克兰。杨联陞在哈佛念得博士学位后，接受胡适邀请，计划回国到北大教书。他和邓嗣禹七月间在旧金山等候船票，就近到密尔斯学院，奥克兰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一个月的暑期班。结果，在奥克兰的第四周，他碰到了来演讲的老舍和曹禺。他们是河北同乡，——杨联陞生于保定，老舍隶籍宛平。出于乡谊，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谈学问的朋友”。

杨联陞在纽约，先住四十七街时报广场北边的爱迪生酒店，后来又与吴讷孙，即写《未央歌》的鹿桥，同住六十七街公寓。从杨联陞的住处，到老舍住的八十三街，不算远，步行可及。两人所以常走动，见面“无话不说，无说不话”，话题多跟北平话有关。

因为是戏友，凑上二三知己，他们总要喊两嗓子。杨联陞懂乐器，拉胡琴和打小钹都在行，能给别人配戏，会的唱段更多，经常唱“乌盆”“起解”“骂曹”和“洪洋洞”。老舍唱二簧，唱段会的不多，唱功却不弱，但他会唱大鼓。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杨联陞日记里提到，老舍“大谈戏史及杂耍（刘宝全始改大鼓为一板三眼，梆子为山西南部蒲州所出，与秦腔不同，山西梆子则出晋北）”；八月十七日，又记老舍到杨处吃面，“谈皮黄大鼓等。新嫁娘不知性交（一圈儿账），又谈山东大鼓‘二武松’甚长。山药蛋富贵花父女——相声——大鼓。舒曾从学，白帝城，长坂坡。说刘宝全唱快时一气呵成，有不顾板处”。 隔两天，杨又作东，“晚请老舍，及刘尊棋来，有罗莘田（新自Michigan归来，云赵先生下年到California）。饭后打麻将，余胜四元，三客皆小负”。刘尊棋是重庆的名记者，与老舍随团到延安慰问抗日将士，他在毛泽东欢迎慰劳团的晚会上，听老舍唱过“打渔杀家”。

杨联陞和老舍也是牌友，打牌常去在哥大做研究的瞿同祖家。瞿太太赵曾玖，与丈夫是燕京同学，会做饭，更好热闹：饭桌上打诗条，饭后玩“桥戏”（打桥牌），到半夜换花样，接着“竹战”，——十几圈“麻雀”叉下来（最多打过二十四圈），天都亮了。谁不知趣，淘气，早退，她也会大发脾气，令举座颜面无光。比如，杨联陞三月八日所记，“五时到瞿处，晚饭后竹戏，至午夜。丁履德不肯延长，状极倔强，前所未见，遂放之去。老处男亦不免有脾气也。戏至三时，余负四元馀与吴讷孙，瞿负与瞿夫人。”

瞿家周末人多，方城局甚至开两桌，场面之盛，一如《四世同堂》所写：“一号和二号客厅里，永远摆着牌桌。麻雀，扑克，押宝，牌九，都随客人的便；玩的时间与赌的大小，也全无限制。无论玩什么，一律抽头儿。”同样，瞿家“竹战”也有规矩，“议定赢过四元者，多出之数留一半”（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因为只要下场，不总是小打小闹。比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杨联陞到耶鲁开过会，从纽黑文到纽约，进了瞿家，先唱戏，“余唱打金枝骂曹，老舍唱大鼓白帝城（老舍左腿患风湿）”，然后又叉麻雀，“饭后打十二圈，瞿太太独胜，唐负廿元，老舍负五元，余负一角五，未出”。叉一场麻雀，一输就是二十元，输赢可真不能说小，——杨联陞日记提到，在纽约住好酒店，一宿三元；置西装，一套灰的六十元，一套条纹的四十元；一个人在外，随便吃个中饭，或者晚饭，六七角；老舍回国前到剑桥，杨联陞和邓嗣禹商定，联合作东为他饯行，连带请上费正清夫妇，到饭店一共花八元，杨邓各出四元。也难怪，老舍小说里的外国人会感慨：“中国人都好赌钱。”

1947年4月5日杨联陞日记：＂老舍讲笑话＂

远离家人故友，老舍寂寞难耐。瞿家去多了，他和小孩也有了感情，——瞿家一对小儿女，姐姐十一岁，弟弟九岁。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老舍给朋友写信说：“本星期六，我应许带瞿家的小孩们去看电影。”得知赵曾玖想带孩子回国，老舍心中老不痛快。十月二十六日，他又写信给同一友人说：“舒自清夫妇快回国了，瞿太太也有回国之意，那就更苦了我，差不多没地方可去谈谈，玩玩，了。”

因为脊椎动手术，老舍还住过瞿家。石垣绫子，老舍在文艺营雅斗庄园结识的友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了她去探望老舍的经过：“在一百二十五街下了公交车（天热得简直要把人灼伤），步行穿过大约四个街区，来到一栋前面有小公园的公寓。老舍看上去面色平静，显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息。”

以石垣记录对照地图，看得出瞿家也在哈莱姆。确切而言，瞿家所在的西一百二十三街四三五号，位于两个区的交界处：南面是晨边高地，北面是哈莱姆。而且，由瞿家到哥大博士遇害处，即阿姆斯特丹大道和一百二十三街路口，只有几步路，——这难免令人悬想：老舍出入哈莱姆，会不会害怕？在杨联陞的日记中，牌局散场不是在半夜，就是在黎明：“同访瞿同祖夫妇，竹战通宵”（二月一日）；“晚竹战十二圈，余胜八元馀，取七元，老丁亦胜一元馀，十二时半散归”（二月八日）；“又与许，孙及瞿夫人竹战十二圈，负二元，六时一刻始到寓就寝”（八月二十三日）。

其实，老舍和他的朋友，并不介意住在哈莱姆，——同一栋公寓楼里，中国住客不止一家：瞿家五十二号，王毓铨五十一号，郑林庄四十二号。他们对于黑人的态度，也跟自己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刘尊棋的一篇通讯，就写了老舍和曹禺在南方的一个遭遇：

他们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在一个小站下来，每人就在路旁一间小饮食店中买了一套“热狗”（面包夹腊肠）。因为车子就要开走，他们还未吃完，就一边手拿着“热狗”，一边去赶车。不料刚出店门，迎面来了个彪形大汉，瞪了他两人一眼，接着猛力把他们一推，几乎推倒在地上。那个大汉头也不回，冲进店里大吼：“你们这些家伙，谁叫你们把我的热狗卖给这两个有色的人呢？”

石垣日记也记载，一位意大利教授告诉她，老舍去费城附近的哈克姆女子学院演讲，“可他的英语不太容易懂”，学生反应极其冷淡。他说：“我们的学生，特别是从弗吉尼亚和南方其他地区过来的，对黑人和外国人有偏见，瞧不起他们，态度很傲慢。她们也没什么恶意，只是无知而已。比如，老舍在她们眼里，与任何一个中国洗衣工没有区别。印度的潘迪特夫人过来，待遇也不会有差别。所以，我尽量多请外国人来演讲，好消除一些偏见。”

老舍不是被误为“黑人”，就被看作“中国洗衣工”，——他一个“有色的人”，会对哈莱姆有偏见？

4

一百年前，在科罗拉多，闻一多写过一首《洗衣歌》，其中有这样两节：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在这首愤怒的诗前，还有一个题注：“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经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第一次读这首诗，是二十六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到美国，在耶鲁斯蒂芬·皮特（Stephen Pitt）教授的讨论课上。记得我们从北京飞到纽约，一出肯尼迪机场，就由一位迎候的黑人司机，直接送到了纽黑文。当天刚好也是独立日，大家晚上在地下室看斯皮尔伯格的《断锁怒潮》。时差的缘故，我看到逃亡黑奴在纽黑文受审一幕，眼皮就重起来，怎么也睁不开了。

《友谊号》(Amistad)即斯皮尔伯格电影《断锁怒潮》原名

《友谊号：重述的故事》专题展览海报，纽黑文博物馆，2025年8月

这一次到纽黑文，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第二天，我和Mia去皮博迪博物馆，途中路过雅礼协会，碰见负责人石蕾（Leslie Stone）女士，说到斯蒂芬和另一位教授杰斯·韦弗(Jace Waver) 。正是在纽黑文，一个人口中近三分之一为黑人的城市，我从骆里山（Lisa Lowe）教授的《移民场景：论亚裔美国人的文化政治》看到，直至老舍抗战胜利后访美，华人歧视问题依然很严重，——排华法案在一九四三年已告废除，但移民限制仍还极严，华人每年的配额只有一百零五名。

在雅礼协会门前，2025年8月8日

那天下午，我们为赶去纽约的火车，又回到纽黑文绿地（New Haven Green）。一起等接驳车的，除了顺路带我们过来的一个热心白人，还有很多黑人，当中一个慵懒的年轻人，戴着耳机，衣着不整，看上去很邋遢。忽然，一股浓烈的难闻气味飘过来，Mia皱起了眉头。她很紧张，小声问：“是大麻吗？”

我无法肯定。

旅行的最后一站，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个典型的南方都市。它的人口，近一半是黑人。周三的中午，历史教授Z兄带着上中学的儿子赶到酒店，接我们去华盛顿大学参加座谈。为了带我们看龙卷风给城市造成的破坏，他选的行车路线，正好穿过德尔玛大道。他一边专注地开车，一边提醒我们，留意道路两侧的社区建筑：一街之隔，白人和黑人所居，判然有别。他感慨地说，黑人的平均寿命，比同一条街上的白人，整整少二十年。

“这状况很难改变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似乎还在思考。又过一个路口，他才肯定地说：

“是的。”

我们听了，不知该说什么。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星期四，

凌晨一点一刻，在打浦桥。

2024笔会文粹《意义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