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广州十日记

写于海珠广场广州宾馆

《时间是个圈：癸卯记事》，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第1版 。

一、确实是“重返”以及临行前家中的“噩耗”

2024年1月24日，星期三

“重返”在英文是pivot,也是return，不过pivot（语感稍强的）似乎更适合23年后才重回广州的我。20世纪90年代，作为北美尤克五金集团公司唯一一个亚洲市场代表，我常常需要经香港去巡视自己负责的亚洲区域业务，因此也就顺带把广州走访了。当时，我在广州成功发展了几个“伪军”——我们公司产品的地区代理，而且还做成过一两个四星级酒店的门禁项目，因此，时不时要由“女伪军们”带领着拜访酒店客户，然而，我那时候对广州的印象并不好，总是办完业务就走，多一天都不想待。20世纪90年代末的广州乱七八糟的，满大街都是摩托车，如浑浊潮水似的，而且民风我也很不喜欢。

我这次决意来广州小住是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总在大湾区电视台上看粤语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一看就是一年，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部原汁原味的粤语电视剧。我本来就粗通粤语，看了一年的粤语电视剧，不看字幕台词已能听懂九成（原先最多能听懂七成）。这部电视剧完全改变了我早先在北美生活、打工时期对“老广”的成见，原来讲粤语的广东人是那么可爱可亲，他们在21世纪仍然在使用方言，并保持着百年前“老国人”正宗的纯朴心态和习俗，于是，我决定再次pivot广州，寻找新时代的七十二家房客。

昨天早晨，我把过去和未来10天家里的垃圾都清理掉，把过去和未来10天该刷的所有碗筷都洗干净，并叮嘱老妻邱大夫每天下班回家后甭忘记喂一下我豢养的唯一宠物——从鱼市救回家的身材仅仅1厘米长的小水晶虾。

然而，就在昨晚11时许，惊人的噩耗发生了——那只小水晶虾的尸首竟然出现在了俺家的地板上，它从水盆盖子上的那条缝隙中跳出来自杀了！

我看着已经变成虾皮状的小河虾的尸体心疼不已，两个月来既晶莹剔透又冰雪聪明的它带给我多少乐趣呀！是它让我懂得，甭管体量大小，一切生命都平等可贵，地球上压根就没有缺心眼的生命。

今天下午，我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一边恐高（俺毕竟已经两年半没坐飞机了）一边终于悟彻到那只仅1厘米长的小河虾在我出走前跳盆自杀的真正缘由，它是用这种悲壮的方式告诉我：您就安心去那个23年没去过的“老朋友”城市广州吧，小朋友我已经不在地球上了，您不用再分心惦记我啦！

二、粤语再发现

2024年1月25日，星期四

被称作“田野语言学家”（黄集伟语）的本人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用耳朵听各种方言，不仅是中国的，还包括世界的。我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当地语言的节目，不论是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古巴，还是在土耳其都是这样。土耳其语我当然不懂，但我能找寻出一些那种语言中极少数人能听懂的东西，比如和拉丁语相通的词汇。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二战时期罗马尼亚语的电影，发现多种语素杂交的罗马尼亚语特别好玩。从前我就能破译出罗马尼亚语官话的大致内容，因为它和法语、意大利语很相似（以前曾在杭州的商谈现场秀了一把），而上周在那个电影中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新语汇，罗马尼亚人激动时竟然也喊“乌拉”，这应该是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的痕迹。

说回方言，昨天在首都机场我听一个父亲对他的两个男孩儿说广东话，孩子也用粤语回答，这在别人来说一点不奇怪，但于我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现象，因为这证明粤语后继有人，没在下一代人那里消失。杭州话和沪语就没这么好运气，在杭州的孩童之中已经基本听不到杭州话了。

沪语的命运也基本一样。近日沪语因《繁花》又火了一把，然而这改变不了沪语即将在几十年内消亡的厄运。我昨天在落脚的这个旅馆电梯中“窃听”三个上海妇女聊天，听她们使用了一个“噶”字，这是沪语中表示强调的语气词，《繁花》里那个董勇饰演的范总就大声喊过几个“噶——”，我刚在电视上将之“猎取”，没想到在广州的电梯中就听到了。

昨晚我没像朋友建议的那样去大家都好评的餐馆吃饭，因为我想听地道的广东话，要不就白来了。我起初将目标锁定街头的露天小饭馆，后来在北京路一家号称“正宗粤菜”的挺埋汰（东北话，不太卫生）的餐馆落座，因为那里外地人少，果然，服务员都说粤语，雅座中还不时传出广东男子们高喊的醉话，那是日常粤语，却很不好懂。后来在回旅馆的路上，在一个小巷子里，我听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对着手机说“去边度”（译音 ：会宾豆，去哪里的意思），我于是窃喜：广东话永远不会消亡！

晚上迫不及待打开电视找“老师”，果然有我最中意的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还有广州本地的、香港的（翡翠台、繁体字）粤语新闻，于是，我又想起20世纪末头一次来广州时就有的疑问：为何全中国只有粤语有非常正式的方言新闻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粤语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大到整个世界。数百年间，粤语跟随华侨的足迹，从广东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英语中，普通话叫Mandarin（缘于葡萄牙语），原本和Cantonese（广东话）在国外就平分秋色，因此，粤语不会像中国其他方言那样日渐衰亡。

前两天看北大中文系夏晓红老师关于清末白话文的论文集，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论点，就是现在让我们用文言文写文章比登天还难，然而在百年前，让文人用白话文写东西的难度却更大，因为大家在各省说的话都不一样呀！比如，让昨晚那些说粤语的醉汉把他们的方言写成全国人民都能读懂的文章，那怎么可能呢？

就连大文豪梁启超都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勉强写成文言和白话杂交体的文章。

夏老师的论文集中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讲广东话的梁启超去见光绪皇帝时，他说的话圣上听了一头雾水。这都没法对话，可咋重用并共议国事呢？于是，当时只会说粤语的梁氏就没咋太受重用。这就是方言和国运的微妙关联。

三、抱恙，在旅店上了半天粤语课

2024年1月26日，星期五

可能是周一在紫竹院最后一次打冰球时从冷风中捕捉到了某种病毒，这两天来广州后开始发病，嗓子疼、咳嗽，感觉是在重温去年得新冠时的那些症状，于是就谨慎行事。昨天只是去了海珠广场的海印缤缤广场、圣心大教堂、广州华侨博物馆、沿珠江看江景，晚上去外面觅食并找人练习粤语会话，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旅店中听各类粤语节目。这是我旅行一贯要做的主要功课，每到一个城市，就打开电视，将自己浸泡在那个城市的语言氛围中。昨天上了大约八九个小时的“粤语课”，效果很明显，现在我基本不用看电视屏幕就能听懂接近95%的内容了——除了《七十二家房客》中那些具有民国特色的粤语。

听方言有两个层面：一种是“官方方言”。电视中的那些新闻节目，由于每个故事都有前因后果，你只要看画面就知道说的什么事情，顺着逻辑和“语言预期”猜想它要讲什么故事，就能将故事的起承转合和前因后果听得明明白白。这种猜想的前提是方言除了语音之外要能和普通话一一对应。“官话粤语”就是这样，因此破译起来十分省事。

另一种是“民间方言”。破解方言难的是那些随机说的话，比如餐馆中食客乱乱哄哄讲的话。我昨天去海珠餐厅就是那样，一进去就仿佛掉进了人人端着方言机关枪，从四面八方朝你“咣咣咣”射击的“方言战场”。他们说的都是短语，包含着千万个不同话题，像子弹似的嗖嗖而过，你压根没时间将那些语言碎片理出头绪。一句都听不懂，整得我特别沮丧，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粤语实战能力了。在结账时，那个女服务员也不会讲普通话，对我又是“砰砰砰”一阵方言扫射，我只听了个大概，就是哪个算钱哪个不算钱。付完账我败兴而归，继续回旅馆上“电视粤语课”。一打开电视，我又都能听懂了，嘿！

昨天香港翡翠电视台有几条和香港特首李家超相关的新闻。李家超在立法院上的粤语发言挺犀利的，他的英文也不错，昨天香港的重大新闻之一就是有人用AI合成了一段李家超用英语讲的话，说快来香港投资吧，只需要投资2000港元就能获得每周6万港元的巨额收益，于是观者哗然，电视台赶紧辟谣，批判那个用AI编排特首的坏蛋。

晚上我再次出发，到周边的夜市去检验下午学习的效果。我专门找那些看上去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讲话，因为大概率他们不会普通话。在一个水果摊，那个女店主就不会说普通话，我从她那里学习了用粤语打听价格的说法：“几钱？”而我买的几个小水果总价是“狗门”（九蚊，九元钱）。

其实我一天来的电视课还是收获满满的。昨天上午去圣心大教堂的路上，我旁听一个妇女用广东话给人指路，她说了一两分钟，我把每个字都听懂了。还有，在我试着和广州宾馆前台男服务生说粤语单词时，他竟然从头到尾一直讲着广东话，压根没发觉我是个“北方佬”。

昨天去的广东华侨博物馆，可能普通“北方佬”没啥感觉，但老齐我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日本横滨、加拿大和纽约唐人街混迹过十余年的人，因此一见博物馆中那个“唐人街”的牌楼就仿佛回到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

我对粤语的认知其实是始于三四十年前。1989年我在渥太华上卡尔顿大学时有个广东籍同窗小郑，我们很羡慕他可以在读书的同时去渥太华唐人街的广东餐馆打工挣零钱，这是在海外会说粤语的人的优势和特权，不过，小郑可能是打工太频繁，结果没熬过头一学期的考核，我呢，毕业后去蒙特利尔打工，由于没有粤语能力，就只能到日本人开的料理店和犹太人开的深山夏令营去当厨师首席助理，就是率领几个当地小孩给大厨打杂。

我和粤语在30年前的另一种非亲密接触是在蒙特利尔，当时每周六可以用电视收看唐人街华语电视台每周播送一次的质量特低的华人新闻，这是一档粤语节目，主持人是五六旬年纪的所有蒙市华人都面熟的一位老小姐，姓啥忘了，记得有一年她宣布那年蒙特利尔的“华人小姐”的名字，那个当选的小女孩还用粤语向老小姐表示感恩，后来那个“华人小姐”回到香港，并逐渐被全世界华人认识，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钟丽缇，每次看到她，我就想起那年她当选蒙市“华人小姐”时在劣质电视节目上用粤语发表当选感言的稚嫩和羞涩。

四、奔赴黄埔军校和辛亥革命纪念馆

2024年1月27日，星期六

昨天奔赴黄埔军校和辛亥革命纪念馆。用“奔赴”这个词是想感受一下百年前那些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报考黄埔时的情形。其实黄埔的门槛很高，需要中学毕业，那时候的中国有中学文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算是真正的知识青年，然而就是他们，那些热血青年，不远百里千里地汇集到长洲这个岛屿上，和他们的总理——讲粤语的孙中山一道革命，势如破竹地一路北上和军阀们作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其实，中国历史更早的改变也是由广州这个中国南方城市发起的。我随后去了距离黄埔军校两三公里的辛亥革命纪念馆，它比我从前去过的武昌起义纪念馆更庞大，是展示辛亥革命事迹最全面的纪念馆，里面全是我从高中时候开始就最为崇拜的辛亥革命英雄事迹。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那些仁人志士是古今中国天花板级的英雄人物、伟大人物。他们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几乎是最富有的人，孙文本人就是医生，那些参与捐献的海外华侨们也都是有产阶级，然而就是他们前赴后继的义举，从中国这个最南部的城市活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最终引爆了核心地区的武昌起义，将端坐在北京龙椅上的小皇帝溥仪给赶了下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多少青年才俊因之壮烈牺牲，那么多“海龟”和精英不要命地战斗，或被砍头，或中弹倒下。

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辛亥革命纪念馆入馆的墙上写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是孙中山为演员黄轩曾祖父黄文中的一部译文写的），这就是答案。废除帝制，把大小皇帝拉下马，让这个古老帝国凤凰涅槃、起死回生、重振旗鼓，成为世界大潮中的主流之一。

从黄埔军校到辛亥革命纪念馆，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自己进行着花甲之后的个人思考和自问自答式主题教育。

五、食在广州，然我非饕餮客

2024年1月27日，星期六

本人一般对吃什么不太在乎，比如到广州后几个朋友建议我这家店好吃那家店好吃，我基本无动于衷，能吃饱和干净就行了嘛。早先在唐人街和香港我见识过广东人的那种吃法，或许我还是最早吃过广东式早茶的北方人。记得头一次吃那种一小碟一小碟的广式点心是1991年在多伦多唐人街，起初感觉怪怪的，尤其是那种“凤爪”，明明是公鸡或母鸡的爪子嘛。我少年时在河北文安五七干校劳动（小学生一年要干三四个月农活），家里曾养过鸡，一瞅“凤爪”就联想起我家那几只鸡的爪子有多埋汰。猪脚也是一样，我小时候在干校总去挖野菜喂猪，那猪蹄子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今天路过一家猪脚饭店，最近因张颂文演的《狂飙》大火，我起初还犹豫是否该尝上一口，不知怎的又想起在干校喂养过的那些脏猪，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从来不吃小龙虾，也是因为在干校生活时，田里有一种叫“蝲蝲蛄”的小动物，那小家伙总贴着地皮乱窜，国人开始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一看见小龙虾就想起了“蝲蝲蛄”，就觉得脏。这么说吧，我此生最后的十年或二十年绝不可能吃什么百叶、猪蹄、小龙虾、猪大肠、肝脏、血豆腐、豆汁、臭豆腐之类的怪异食物。

哦，想起来了，还有一类东西我也不吃，那就是来路不正的食物。上小学的时候人们吃不上芝麻酱（因为紧俏），我表哥有个同学赵大哥在驻京部队当司务长，他时常给俺家整些芝麻酱，那时候芝麻酱可是非常奢侈的食物，但我一口不吃，因为那麻酱来路不正，是走后门搞来的。

六、参观中山大学校园，完成走遍“中国最美十大校园”的心愿

2024年1月28日，星期日，微雨

今天到中山大学南校区参观，就是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过的那个。近十几年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就探访当地的名校，今天算是完成了走遍“中国最美十大校园”（我心中的）的心愿。

我心中的“中国最美十大校园”是北大、清华、武大、厦大、中山大学、复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大学。其实，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合肥中科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南方科技大学和新疆大学等也很美。

晌午，在离开中山大学前，我在北门标志性的“国立中山大学”前拍了一组大片，并把它们发在了朋友圈，自豪地说：“老齐我终于完成走访‘中国最美十大校园’的夙愿。”北大博士同窗、现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邹赞看后问：“你认为哪个校园最美丽？”我想了一下回复说：“北大。”毕竟咱们在北大读过书呀！

其实从风景来说武大最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洋大学，它位于青岛，是老山大校址，由于建校时青岛是德国殖民地，因此依山傍海的海大校园宛若德国小镇般庄重美丽，它应该排列在前五。

说到海大让我想起了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弗莱堡大学的校园也很美，山泉穿校园而过。

我去过的外国名校还有很多，比如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金泽大学（极其喜爱，访学过半年，见《日本二次会》）、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卡大学、西点军校等。加拿大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加拿大读过三所大学：卡尔顿、渥太华、麦吉尔。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是我的硕士母校，它的校园是那般天然、丽质，如风景画一般，尤其是在枫叶火红的秋天。加国最著名的是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校园像古欧洲建筑，当时公司有政策：如果成绩合格公司可以报销学费，于是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在麦吉尔大学学习过意大利语、德语和俄语，每周两晚，学了有两三年。

七、访问陈寅恪故居

2024年1月28日，星期日，晚

既然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是一定要去的。一进校园就碰到一位教授模样的长者，我问他是否知道陈寅恪故居在哪里，他说当然知道，就在前面不远，还说印象中陈寅恪应该是研究数学的……我顿时就傻了，因为陈寅恪的研究领域并不是数学。看来如今学科分工过细，一个学科的教授对另外一个学科的学者压根不太了解。

最终还是到了陈寅恪的家。这是一幢很工整优雅的南派建筑，有一条用白色石板铺成的小路，一路雪白地抵达房屋主人的居所。这条路可不一般，如果你读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就会知道，这条路就是1956年另一位陈姓巨人——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前来探访陈寅恪时走过的那条路，当天同来的还有革命家陶铸。

今天不是参观的日子，所以只能看一眼屋门紧闭的陈教授故居，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并和屋外的陈寅恪坐像合影留念。

陈教授坐在那里，目光很坚毅。“独立”是陈教授留在清华园王国维墓碑上的两个字。如今，陈教授正“独立”地观瞧着自己暮年的居所。

我看的第一本陈寅恪的作品是《柳如是传》，写作这本书时陈寅恪已经基本失明，这部作品是陈寅恪口述，由他的女助手黄萱记录的。我第一次阅读《柳如是传》时没读进去，第二次阅读时将其视为天才之作。

近来有人说“文科没用”，最近我也一直在思考：究竟是数学有用，还是《柳如是传》有用？假如有人认为研究数学比费尽洪荒之力为一个明末歌妓旁征博引写传记实用得多，我一时好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

再往深处想，假如文科真的没用，历史没用、文学没用，哲学也没用，那么极其喜欢这些学科，并为之耗费精力到今天的本人这一辈子，不就白活了吗？细思极恐。

越想越想不清楚，我再一次凝视陈寅恪拄着拐杖“独立”守望老宅的铜像，带着这些杂乱而烧脑的问题离开了文科泰斗陈寅恪先生的家。

八、遍布的食客和极端费解的排长队吃饭

2024年1月29日，星期一

用“满城遍布食客”来形容广州一点都不过分。

我早先来广州的时候也就是被几个小代理商安排着在珠江边吃个露天大排档之类的，这次可好，每天走街串巷过后回到旅馆总结今天都看到了些什么时，除了那些纪念馆里的文物，眼前浮现的就是各种五彩斑斓的食肆和正在吃、正准备吃、正排队等待吃的人们的表情以及食客们桌上的菜肴，真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让人应接不暇。 我甚至想，莫非他们怕我不信广东人会吃、能吃的传言，故意集体表演“食饭”（广东话，吃饭）给我看？

上面说过，我对于吃啥不是那么上心，我认为人吃饭就如同给汽车加油，无非是加92号或是95号、加满还是不加满的问题，只要油箱（胃）里不空虚、有能量，车能继续开下去就行，至于加哪种油、油的气味好不好闻、是被从哪个油田开采出来的完全可以不细追究。基于以上原因，我这两天最被岭南文化冲击的就是亲眼目击到旅馆附近那家网红烧腊馆和那个叫“陶陶居”的餐馆前坐着数不清的人，他们纹丝不动地排队等待吃饭，我估摸没有两三个甚至四五小时，那些安静排队的人是绝对吃不上饭的，这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很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严肃讨论一下。

比如：“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在一家十几平方米的拥挤餐馆中吃一盘烧腊吗？

还比如：吃上那口会怎么样？吃不上那口又能怎么样？旁边明明有很多更大且不用排队的烧腊店，你们为啥不去？

再往深处追究：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理想和信念在哪里呢？

既然有如此无用可虚度的三四个钟头，你们为什么不像从北京来的齐大爷那样去阅读一下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先辈撰写的回忆录《八千里路云和月》（苏克之、汤从列著），或者去参观一下和辛亥革命或广州起义有关的革命博物馆，去充实一下自己，激励一下自己呢？

还有，万一三四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排完队轮到你吃那令你垂涎欲滴的烧腊时，厨师却下班了，餐馆要打烊了，那么，你们这三四个小时两百多分钟的生命不就完全没意义了吗？

……

北京路上那家名叫“1200”的书店中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米兰·昆德拉一部小说的书名——《庆祝无意义》。

瞧，说着烧腊，连昆德拉都受到了牵连，但他的被拉扯绝非毫无意义！

从前我听说在北京有一家叫什么“川办餐厅”的餐厅，年轻人为能吃一口那里的川菜等得不分白天黑夜，我还不太相信，来广州后我发现这里真有这种浪费生命的食肆，而且还不只一家，真让我开了眼界，但同时也泄了我的气，并让我深度怀疑人生，不知往后残年应该追求些什么才好，感觉三天前在黄埔军校刚被充满的那股革命军人的电，扑哧一下子，全都被一盘烧腊泄光了

九、参观广东省图书馆和大钟楼

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

今天外出的收获远超预期。我原本就是想去昨天去了因为周一闭馆而没能进去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自己被收藏在其中的那些书籍打个照面——要不显得不太尊重自己的过去，没想到这个目的达到后顺便去一旁的那个半古老的漂亮建筑走访，发现那可是个不得了的地方：它既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场所，还是中山大学校徽上面的那个建筑图案的本尊。原来，1927年鲁迅来中山大学教书，并写成那篇我阅读过多遍的《在钟楼上》中的“钟楼”就是它。啊呀，如此多的历史事件和故事都集中发生在你原本没做好精神准备偶然步入的一栋建筑里面，无论你如何发动想象力回顾、还原、反思，也感到有一种人力所不能够达到的困惑和无助。

1924年（距今整一个世纪前），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孙中山、李大钊两位巨人携手并肩在这个建筑前的通路上前行，开会代表中还有年轻的毛泽东，他在会场的座次号是第39。那之后就是黄埔军校的成立和北伐，然后是孙中山去世（1925年）。两年后（1927年）鲁迅从厦门来了，他和那边的教授们闹翻后来到这里的中山大学（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当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就住在这栋建筑的二楼。他和老同学许寿裳同房，二人在大屋子中一边一个蚊帐，那里晚上总有“二十多匹老鼠”撒欢出没（《在钟楼上》），仅四个多月的风风火火、热情洋溢和热热闹闹（当时鲁迅的名声已经如日中天）之后，鲁迅又因为一场发生在他卧室边上那个会议厅里有关学生被开除的激烈纷争而愤然离开，从那间白天系主任做主、夜晚老鼠当家的大屋子悻悻地搬了出去……

起初我并没有把以上这些事情全部放进脑海，就沿着参观路径左一个展馆右一个展馆地随人流观看陈列馆中的文物——“国民党一大陈列馆”和“广州鲁迅纪念馆”分处一楼的两边，但我走出“省图”大院后，忽然发觉自己可能并没看见那最重要的地方——国民党一大开会的大礼堂，于是我再次回到那幢建筑。果然，走进礼堂后正中央就是孙中山头像和青天白日党旗，还有写有每个代表的那些座位，于是，我找到了第39号座位，坐下来，从毛泽东当年端坐的那个角度观望主席台……

接着我就去二楼找鲁迅师傅《在钟楼》上那间被他用不少文字揶揄却分明只有“系主任”才有资格居住的豪华教授卧房，于是，我便看见了鲁迅的书桌和蚊帐，只是不见了满地的老鼠，或许是因为在白天？

鲁迅那篇文章中用“匹”做数量词计算夜间大摇大摆出没的老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没用“只”字，恶作剧地将它们表述得很大——论“匹”算嘛，肯定像马和骡子那么地大，或许他是受了日语量词的影响，记得好像日文中在计算蚊子数量时也用“匹”那个字眼。

还有，《在钟楼上》暴露出鲁迅掌握其他方言的能力不是很强，他在广州长达八个多月，除了教书还开书店（“北新书屋”），然后还禁不住广东美食诱惑四处吃喝玩乐——哼，他竟然也去过几次“陶陶居”！而在长达八个月零十天的在穗驻留期间他居然就只能听懂两句当地粤语方言，一句是“Hanbarran”（统统），另一句是“Tiu-na-ma”。

头一句看似和标准汉语不太搭界，后一句从拼音我猜想是骂人的话“去你妈”。

原本想找个广州人询问下那两句约百年前鲁迅曾经学会的方言是否还在应用，一想算了，即便人家说我猜得对，没错就是“去你妈”那个意思，那三个脏字一旦从他嘴里吐出，我听了不就等于被骂了一次吗？

和鲁迅师傅相比，在破解方言方面我的优势极大，刚来穗三四天我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听懂街头本地人之间的方言对话了，甭管语速多快。

十、花甲过后来穗和以往有何不同

2024年1月31日，星期三

今天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沙面西洋式老街和白天鹅宾馆。

我这趟十天广州行就好比上了十天的班：上午出行，中午小憩，傍晚“动笔”——在电脑上敲打白天的心得收获。还没到十天，我就已经写到第十条“段子”了，我因此担心，假如明年我不再教书，全中国四处行走，并以这样的模式边观看边写心得体会的话，那么那种退休后的旅行是否又变成了默默拉磨的“驴游”，这哪里是玩乐，分明是干苦活累活，一圈圈玩命转呀转，然后奉献出金黄色的豆汁——用文字磨成的滴滴思维汁液。

不过我相信其他城市并没有像广州这座城市这样有如此多我想看的地方，而且看完后这么想写。因我本来就崇拜革命者，也因家父少年时参加过革命，所以一到广州发现有如此多的革命遗迹和事迹——分属几个革命阶段的，我就加大了步幅，不停歇地一处处去观看。

或许有人会问：你也不是头一次来广州，为何只有这次才走访那些革命遗迹？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并试着给出几个答案：

二三十年前那几次我是出差做生意来的；

那时候中国都忙着搞现代化建设，大家还那么贫困，还没有闲心静下来反思梳理历史。当时的确如此。

今天中午我去三十年前来穗出差时住过一次的白天鹅宾馆用了一份简餐，边眺望着珠江我边回忆着那时候的情形：记得有一位国营外贸公司科长来酒店拜访我，我们是初次见面。他来拜访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在宾馆露天游泳池蹭游一次五星级饭店的泳（白天鹅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哈，见客人时连泳裤都带着，那真是20世纪末对舒服体验的终极渴求。

其实呢，如今大家都来打卡的广州沙面建筑群就在白天鹅酒店前面，是我那次来之后（1996年）才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哪，那么一大群精美的西洋建筑当时就在酒店对面伫立着，我竟然对之毫无记忆！

是呀，不仅是我没在意它们的价值，当时国家也没把它们重视起来。

20世纪90年代，全国人民都把物质产品当作第一追求，都在优先解决温饱和发展问题，对文化文物的尊崇是那之后的事情。

“仓廪足而知礼节。”这个“礼节”就包含在文化之中，也包括对文物的致敬和保护。

以上是我来过几次广州却第一次对广州历史文物“ 发情”——发出真挚感情的第一种勉强能说服自己的辩解。我的第二种辩解是人在60岁之前游历时想看的是现象或者表象，看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灯火辉煌，而花甲之后更想了解现象背后的根源和成因，物质繁荣只是结果，文化根源才是原因，因此，我这次来更着眼于广州城那些众多的民国革命遗迹，寻求过去和今天之间的因果关系。

今天的广州、广东乃至全国，都可以算是一百多年前的1911年以及之后发生在广州这块地皮上无数次革命的“结果”（成果），而那些奋勇参与推翻帝制革命、牺牲后被掩埋在黄花岗烈士陵园的热血青年们（林觉民等）的英雄壮举，无疑是今天我们生活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我们今天能够如此存在的根本理由之一。更具体地说，没有1911年他们的献身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我们父辈甚至今天的我还有可能梳着丑陋的长辫，妇女有可能至今还裹着小脚——至少会松绑得更晚，而我们所有人呢，或许今天还要见皇帝不敢抬头，山呼万岁。他们的无畏拼杀，他们年轻生命的慷慨舍去，他们所参与的那一次次暴力且正义的行动——革命，是我等今天能如此惬意地昂首在美丽珠江边悠然踱步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他们的壮举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的“原因”，而我们呢，是他们一百多年勇敢牺牲所获得的“成果”。

向我最敬佩的黄花岗烈士致敬！

十一、珠江夜行，有感而发

2024年2月1日，星期四

昨晚在星星点点的雨中沿着珠江散步，见前面有个灯火辉煌的天字码头，有游客登船夜游珠江，没禁住诱惑，我也登上了一艘被命名为“××证券号”的船，成了晚8点45分那条船上的乘客。

人本在江边走，原本是一趟趟夜航船的看客，一不留心就登上船去了，我也变为江边眺望之人眼中的一道风景，这就是所谓的从局外到局内、从旁观到被旁观的倏忽转换吧。

眼中闪过一道道璀璨的珠江夜景大餐，我冷不丁想到人一生中对于所属群体的选择和“上船”“下船”的过程几乎相同，你可以把一艘船想象成你所居住的城市、城市中你居住的那幢楼，或者你毕业的学校、你工作的单位，甚至你的大家庭（国家）和于你至关重要的小家庭……它们有的无穷大，比如我们居住的星球、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所属的信仰团体；有的可以无限小，比如你的至亲、你的小隐秘朋友圈、你的爱人，甚至你自己……以上所有，你细想其实都有“船”的意思，都是你偶尔选择甚至没经过选择参与进去的，它们都在移动之中，你一旦上了船，在它靠岸之前你是不能下船的。你在船上会遇到各种人，你们同桌聊天，一道去甲板上看江景，一起在“小蛮腰”（广州塔）下面随船旋转、拍照、开怀大笑，一同逃避偶尔飘来的细雨，然后又一起随船返程，一起等待下船，一起重新回到岸上，最后各自匆匆离去，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午夜的江边路上。一艘船，一个临时组成的小群体，一种有固定时长，事先约定好开始和结束的“共同体验”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

昨天上午我去了黄花岗烈士陵园。林觉民他们赴死时还都那么年轻，才登上他们的生命之船不久，却在二十几岁时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巨轮能平稳前行而毅然选择弃船。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晚在这条“××证券号”上面谈笑风生饱览“小蛮腰”美色和妖气的你我，是他们用小船的惨烈粉碎赢得大船的歌舞升平。

这也是这些天我感受到的“生猛”、勇于创新、敢于革命、敢于吃遍天下第一口鲜的广州人，甚至是全体讲粤语的岭南人敢想敢干的特色和风范，更是广州这座曾经开启过无数次革命、打响过无数次第一枪的英雄城市带给我的敬佩和感怀。就像前一篇文章所说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许多“因”——辛亥革命的“因”、改革开放的“因”都萌发于此地，而大部分人讲粤语的广东更像是一艘体量不大却意志极其坚定且非常有股子蛮劲的拖船，它一个多世纪以来顽强地披荆斩棘，拖着华夏这条古老大船缓缓破浪前行……

十二、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重新领悟“天下为公”

2024年2月1日，星期四

中山纪念堂距我所在的海珠广场只有两站地铁的距离，上午没太费工夫就去了。

原本我以为纪念堂只是用做介绍孙中山事迹的，去了才知道那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巨大礼堂，他的设计者吕彦直是位建筑天才，可惜英年早逝。

据说中山纪念堂刚建成时能容纳5000人，现在里面的座椅十分舒适宽大，显然已经容纳不下5000人了。

我仰望着纪念堂那蓝色琉璃瓦的屋顶，它是多么湛蓝啊！孙中山所题的“天下为公”，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见到，它出自《礼记》，意思是天下是全体国民的天下，谁都不能据为私有，而中山纪念堂正体现了中山先生终生奋斗的理想，它盖起来就是为“公”，是为方便公众聚会而修建的。

广州几乎处处都有孙文的身影，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被孙中山灵魂笼罩的都市。毕竟广东是他的故乡，广州是他发起革命的基地，在这里你能更切实地感受到他的热度、他的理念和他的精神。

在修缮中的巍峨壮观的中山纪念堂下面，我不由得再一次在手机上浏览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国父孙中山的革命履历，不知怎的，我忽然有种与他初识的感觉。他一辈子不知道干过多少件你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大胆大事，凭借一己之力在海外一边颠沛流离一边筹划把紫禁城皇帝拉下马，企图把延续千载的封建帝制废除，最终他和海外的那些华侨同志们居然做成了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大事——成立了共和制民国！

更让我钦佩的是，在孙中山不到60年的一生之中几乎找不到与“公”相对的那个“私”字的任何留痕，不论是私心还是私利，哪怕是一丁点的影子也找不到，不信你找找看。不仅是他本人，那些他早期的追随者们，那些“林觉民们”，不也人人都是那样吗？试想，有比不在乎性命让人取走更大公无私的人吗？

历史最终是公正和公允的，君不见那些遍布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生活区难以计数的“中山堂”，我们所有华人的一生都频繁进出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各类楼堂馆所，行走在条条“中山大道”之上，对之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能如此大范围留下芳名，能让子孙后代永世赞扬他的丰功伟业，这难道不是中山先生所获得的一笔巨大“财富”吗？

国父孙先生凭借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广东人超常韧性所获得的千古英名，是一笔最大的“私产”，也是对他毕生真正无私奉公最恰当的回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十三、我在农讲所发现一个俄语翻译错误

2024年2月2日，星期五

这篇文章后面附录何乐辉老师在“搜狐”上对我今天上午在广州农讲所发现翻译问题的报道。何老师和他的大学同学们都是著名“洛外”俄语专业毕业的高才生，他们的讨论为我的发现提供了最好支持。

实际上我上午已经把我的发现汇报给农讲所那位身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保安，并耐心地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告诉了他，但他显然没怎么学习好英文，我让他将我的“投诉”转告给讲习所的领导，他一口答应，并说已经转达了。

回到酒店后我还是不踏实，担心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就咨询广州宾馆楼下管理人员在广州怎么进行投诉。她听后先是表现得非常紧张，但听清我企图投诉的并不是广州宾馆而是农讲所的翻译问题之后，她也积极替我考虑究竟怎么反映问题才能得到实际的解决。我们都想到了12345，然后我就回房间打通12345，并费好大工夫解释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比如为什么俄语翻译会跟随英语“好”（well）的形容词意思而不是名词“井”的意思等等。接线人最后终于听明白我的投诉内容和重要性了。我语气迫切地说，我想让她们帮助催促尽快纠正错误，眼看春节旅游大军就要到来，即便不是讲俄语的老外，学过俄语外地同胞看后也立马会知道那是个翻译笑话。在如此重要的场所——“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小故宫”（番禺学宫、古代科举考试贡院），毛泽东亲自当过“所长”、周恩来亲笔题字的广州最著名红色打卡地竟然有一个让人喷饭的语言瑕疵，的确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

广州12345效率真高，刚打完电话不久我就收到一条12345发来的短信：“您好，您向广州12345反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已收到，我们会尽快转派相关部门处理。”

哈哈，只要能整改成功，老齐俺这趟广州之行就意义重大，俺“田野语言学家”的称号就名副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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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作家齐一民意外发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景点介绍牌错误

何乐辉：作家齐一民从1月24日起到广州旅行，已近十天，乐不思京，并写下《重返广州十日记》，目前他人仍在广州，这次他真是把广州翻了个底朝天。

今天上午齐先生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参观，不经意间发现纪念馆内一处景点介绍牌错误。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

“发现一处俄语翻译错误，水井在英文中和形容词Well（好）是同一个词，于是俄语就顺便被译成了Xорошо（好），我马上向管理处提出！这里可是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啊！”

别忘了，齐一民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语言学家！

我问齐先生：“朝鲜语会不会跟着也错了？”

齐先生说：“我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没错，我问问朝鲜族同学。”

过了不多久，齐先生回复我：“朝语没错！”

水井：英文叫Well，俄文叫Kолодец。为什么是Xорошо（好）？

我把这个图片发到我的大学同学群，有人开玩笑说：水井围好啦！［水井Well好（Xорошо）啦！］

我现在还在纠结：那朝语怎么办？没有包含进去啊！

期望纪念馆的同志们尽快改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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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刚才我接到广州农讲所电话，说他们决定马上把出现错误的标牌拿掉，等纠正后再把新标牌插上。那位先生还说，他们问询懂俄语的人后知道为何会出现那种翻译错误，是把英文副词的well（好）直接翻译成俄文，结果和名词well（井）毫无关联，还说错误是广州翻译学会核对不仔细造成的。最后他对我表示感谢。听后我当然十分开心，心说这次广州真没白去！（2月7日补记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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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续：

2月20日我收到广州12345发来的短信，内容如下：

您好，您反映的建议事项已知悉，谢谢您的宝贵建议。经核实，齐先生反映水井的俄文翻译确是错误。农讲所纪念馆工作人员随即对齐先生进行电话回访 （2月6日致电未接通，2月7日再次致电后接通），对其指正该错误表示诚挚谢意。广州农讲所纪念馆所表示，为免进一步造成不良影响，暂时将该说明牌撤下，待年后供应商正常开工后改正错误重新制作新的说明牌。对于农讲所纪念馆的处理办法齐先生表示认可。感谢市民的宝贵建议。

请问您对承办单位办结情况满意度如何？

我回答：“非常满意”并对大湾区的行政认真度由衷钦佩。在收到12345短信后我给那位农讲所的先生打了个电话，请他把新的招牌插上后通知我一下，他说可能没有新招牌了，因为领导认为那口井不安插招牌可能更好。妈呀，老夫我去趟广州，竟然把人家著名景点的一块招牌拔掉了！

十四、离穗前再访广交会旧址大楼

——父亲曾在此为许世友大将引路参观

2024年2月3日，星期六，南方小年

明天就要回京，这次时隔23年后的重返广州十日游就要结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驱使着我上午再次到海珠广场一角的海印缤缤广场，它是原广东贸易中心，也是最早的广交会旧址，而我住的这家曾经是广州乃至全国最高建筑的广州宾馆就在它对面，可以想见20世纪70年代来参加广交会的中外人士很多也住在这家宾馆，那其中呢，肯定就有家父齐广才。家父曾经执掌中国三大国营出口贸易公司之一的“中土畜”（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长达10年之久，其他两家是“中粮”（就是今日中粮集团）和“中纺”。中纺就是电视剧《繁花》金科长（吴越饰演）和汪小姐（唐嫣饰演）就职的那个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

我到达广州宾馆那天，热心地帮我订这家旅馆的中技公司老同事杨桦兄就发消息说：“估计你老爸肯定来过。物是人非啦。广交会后来从海珠广场搬到流花的新址（现在改为流花中心了），现在在琶洲，从广州塔上能看到。”我回答说：“是呀，是呀，记得我父亲还当过广交会组委会委员呢。”

上午我再次去缤缤广场寻找老爸旧日踪影时，果然在大楼前看到广交会旧址标志，这座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建造的大楼如今已是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天我时不时想到我这次来穗是否也是受命运安排的代父重返。广州城一直是中国出口的窗口，而在中土畜从业多年的家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参加广交会时肯定都扮演重要角色。我20世纪90年代头一次来广交会时曾在会上和老爸碰过一次面，但那时他已经退居二线，记得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身着西装，当时他已经到了我现在这般的花甲年纪。

在我印象中老爸讲述过最为精彩的广交会花絮是他有一次全程陪同许世友上将参观广交会会场。许世友那时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可能他们当时就步行在这个缤缤广场大厅里面。

记得那次父亲说起他为许将军介绍广交会各个展位时，许将军一直兴致勃勃地听，声音洪亮地说笑、做指示，而且那天他脚上穿的竟然是一双草鞋！

出身少林寺的许大将军喜欢穿草鞋是个著名美谈，我父亲有幸亲眼见证。

我曾经见过父亲陪同许世友参观广交会场、二人并肩而行的照片，但那照片现在找不到了。翻看影集时发现父亲还因工作关系接触并陪同过其他几位上将级别领导人，其中有王震和李德生将军。

那些都是如烟的往事，眼下中土畜早已被并入中粮集团，如今中国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低廉的茶叶、木材之类的土特产，而是高附加值的电动汽车了，对此别人或许没啥感觉，但从事贸易行业20年也算是贸易世家出身的我在得知2023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的消息时还是挺自豪激动的。君不见，20世纪从建国初期直到七八十年代，中国几家出口贸易总公司（中土畜、中粮、中纺等）和其所管辖的全国数以万计的出口创汇的职工努力拼命，才通过出口最初级产品一美元一美元换回极为稀少的外汇。看几遍《繁花》中汪小姐和范总（董勇饰演）的出口服装奋斗故事，或许就能唤回那个时代中国外贸人呕心沥血奋斗历程的记忆。

时代风云风起云涌，而今的广交会场早就不是这座曾经是广州乃至中国名片的缤缤广场，它太小，早已容纳不下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的万宗产品，20世纪父亲那一辈外贸风流人物们也皆作古，然而对于本人来说，这幢楼永远不可替代，它是我心中最为宏大的广州城市标志。

全文完于2月4日（立春）凌晨3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