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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1月6日电题：古典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

——专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在北京开幕。围绕古典学与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历程、如何发展中国式古典学等议题，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

“古典学不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因为古代经典不是在象牙塔中产生的，其中包含大量实践智慧。”刘小枫指出，21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涵养未来中国学术的底气，必须深入掌握西方传世经典，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传世经典。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刘小枫：西方的古典学专指古希腊罗马研究，具体在四个方向展开。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研究，具体落实在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这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础；然后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文学和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

中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先驱是陈康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40年代初获博士学位归国，将当时新康德派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取向引入中国，起点很高也很专业。他在抗战后期带出的弟子中，学术成就显著的是后来执教于北京大学的王太庆教授和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苗力田教授，他们的成就主要是翻译古希腊哲学原典。

中国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先驱是罗念生先生，他曾游学美国和希腊，20世纪30年代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50年代后期转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罗念生先生翻译古希腊文学经典成就斐然，对引介古希腊罗马文学厥功至伟。

新中国成立后，曾派出屈指可数的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古典学，而学成归国者更少，后来作出卓越贡献的仅王焕生先生，另一位是陈洪文先生，他若非过早离世，也会卓有成就。

史学方向的展开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驱人物有两位。第一位是自学成才的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严格来讲，他展开的是世界上古文明史研究，尤其注重翻译积累文献，古希腊罗马史仅是其中一部分。日知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虽已年近七旬，仍借助研究生制度培育新秀，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学术传承。

第二位是王以铸先生。他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但对开拓古希腊罗马史学的贡献，迄今让后学感念。王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学，他告诉我，当时北京被日军控制，他受不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大，就退学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利用编辑工作之余做翻译，改革开放后再度发力。

此外，水建馥先生也是出版社编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后与罗念生先生一起编撰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张竹明先生是学俄语出身，但他拜师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改革开放后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成就引人瞩目。

值得一提的是杨宪益先生，他早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曾专研希腊罗马文学和法国中古文学，回国后的主要成就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译成英文，在古希腊文学经典翻译方面也独树一帜。

我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西方古典研究时，中国的西方古典语文学几乎是空白，仅有肖原先生的《拉丁语基础》，这是单纯的语法书，不涉及古罗马文史和经典作品。2003年起，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开设西方古典语文课程，先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各上一个学年，每周6学时，自己编写教材；之后古希腊语上了三个学年，古典拉丁语上了两个学年，不断修订教材。我期望将语文(语法)知识与文史知识和经典阅读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2007)、《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前者在2013年增订再版，后者迄今还在抽时间修订。晚近十多年来，各种或翻译或编写的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教材已经出版不少，但与文史知识和经典阅读相结合的仍不多见。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与西方在古典学研究领域有何异同？

刘小枫：西方的古典学专指古希腊罗马研究，而中国的古典学则应从中华文明传统出发，除中国古典研究之外，还得包括西方的古典学，乃至古印度和阿拉伯文明的古典学，前者中国学界已有一定积累，后者几乎刚刚开始。在欧美学界，这些学科是分立的，我们也可以分立，但至少中国古典研究与西方古典研究不要分立，这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挑战来自西方有关。

对西方古典时代的认识，我们也应有自己的视角。西方“古今之分”的历史划界时间在18世纪末期，即盎格鲁—美利坚的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借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时髦说法，“由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历史终结了”。我们有理由把13世纪至18世纪欧洲崛起的500年间出现的文史哲经典视为西方古典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西方古典学具体包含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和欧洲的古典两大形态。

中新社记者：尼采曾主张从现代文明危机的视界出发看待古典学的意义，您怎样理解？

刘小枫：尼采是德国古典学教育体制培育的尖子，但他试图扭转德国古典学的实证史学取向，即主张古典学不仅肩负着守护古典文明遗产的使命，还负有用古典精神滋养每一代新人心性的责任。在他看来，古典学是滋养心性的艺术，年轻学子应“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阅读古典经典。“在一个匆忙、琐碎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古典学教年轻人“缓慢地、深入地、小心翼翼地”进入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阅读时“指头放慢一点，眼睛放尖一点”。

中新社记者：经典的传承在现代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多元化、信息爆炸等。在这种环境下，如何确保古典血脉的传承？

刘小枫：经典传承凭靠的是追求灵魂向善的心性，这种心性在任何时代都会面临各种挑战。反之，无论什么时代，也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心性，可以说代不乏人。从文明政治体的角度讲，若要确保古典血脉的传承，最重要的是在实用化、技术化的文教体系中，为古典研究提供足够空间和建制性保障，以免追求灵魂向善的心性没有立足之地。

中新社记者：中国学界应如何建设自己的古典学？

刘小枫：我觉得重要的是确立三点基本认知。首先是传承中华文明血脉的历史担当意识；第二，懂得古典学不是为古之学，而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学问；第三，古典学的主体是经典研究，文献整理、文物品鉴、考古发掘都是辅助学科。

中新社记者：古典学似乎更像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在当下中国建设文化强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式古典学的现实意义如何体现？

刘小枫：古典学不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因为古代经典不是在象牙塔中产生的，其中包含大量实践智慧。如《诗经》《左传》《论语》《史记》中的学问，无不切合实际。战国时期，《诗经》的言辞是邦国间外交辞令的基础。

古典学之所以给人以像在象牙塔里做“纯粹学问”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以为古今有别，古典智识与现代生活不相干，对解决现代人面对的种种问题派不上用场。而熟悉并敬重古典传统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古典学如何指导实践的问题，首先是现代人是否还信任古人智慧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因人们把古典学与古籍整理、文字训诂等同。这表明人们对古典学了解太少。古典学在现代化大学中固然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但却不可或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因不断向实用化和技术化方向转化，人文素养有所下降。20世纪20年代，许多欧美一流大学就觉察到类似问题，试图通过设立“西方文明传统经典核心课程”扭转这一趋势。这一课程设计规定，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都得阅读一定数量的古代经典。没有读过几本古典“大书”，不算有“大学素养”。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还需要通过文明基础课培育年轻人的文明素质，那么，古典学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恐怕是为大学的文明基础课培养师资。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基本问题乃是化解西方文明挑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新时期的历史使命。21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涵养未来中国学术的底气，必须深入掌握西方传世经典，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传世经典。倘若中国学界不从本科开始培育熟悉中西传世经典的大学生，中国学界就难以真正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完)

受访者简介：

刘小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诗学、比较古典学、政治史学。出版《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以美为鉴》《昭告幽微》《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等，至今合计出品750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