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2月13日电题：归侨陈作义：跨洋归国六十余载甘为植物当“医生”

作者范宇斌

“您看这张泛黄的船票，边角都磨破了，但它是我人生最珍贵的信物。”近日，年近九旬的植物病毒学家陈作义在上海家中，取出一张1950年的“曼谷—汕头”儿童船票。票面字迹已模糊，但承载着一位华侨少年跨越重洋的归国初心。

1936年，陈作义出生于泰国曼谷华侨家庭，父亲诊所里的故土故事、华侨学校的启蒙教育、报纸上的中国新闻，让“中国”二字在他心中扎根。

“父亲总说中国地大物博，但我不知中国究竟有多大。”1950年，14岁的陈作义提出归国求学，班主任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赠言：“努力学习，学习做富强的新中国的主人翁。”

这句话，陈作义记了一辈子。1950年8月，陈作义孤身登船，历经十天漂泊于9月3日抵达广东汕头。从汕头华侨中学到天津市第一中学，再到考入北京大学，课堂上老师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让陈作义坚定了生物化学研究方向。1963年，他从北大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1965年，广东柑橘黄龙病肆虐，大片橘树枯萎，陈作义加入彭加木带领的科研团队赴粤攻关。彼时交通不便，他们背着采样箱穿梭橘园，白天下乡采病叶，连夜托运回上海。

作为世界性难题，黄龙病病因研究从零起步，科研团队既要做病毒抽提，又要制作叶片切片，反复对比健康植株与病株的细胞差异。“植物不会说话，我们就像侦探找线索，整整八年，终于在筛管细胞中发现了类菌原体的踪迹——这正是黄龙病的元凶。”陈作义回忆道。

此后数十年，陈作义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上海郊区的水稻普通矮缩病、白菜灰心病，到北方的泡桐丛枝病、枣疯病，再到敦煌戈壁与青海边界，冒风沙收集病毒素材……这些样本至今仍是珍贵的科研资料。

六十余载科研路，陈作义带领团队斩获一系列突破性成果：鉴定出41种植物类菌原体病害，其中14种为国际首次报道；编著《中国植物类菌原体图谱》，为全球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众多科研骨干。“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惠及老百姓，是我一生的追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