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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文化史家借用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雅斯贝尔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西周末年

1.“轴心时代”指的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各种不同的文化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的文化、经济及政治发展都受到决定性的影响。2.换句话说，轴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时刻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命运，并进一步改变

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依附性基因，以及作为思想者的世俗化胎记。但是，春秋诸子与战国诸子，他们仍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精神风景。古典精神，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先秦诸子那里，才显示了勃勃生机，才具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主要是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思想的解放，使得文化层面的扩大，“士”阶层的产生，文化思想交流更为广泛；没有主流文化的束缚，拥有各种文化各自发展的空间，各种思想相互冲突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奠定了将来中国的文化。兵家、墨家、法家、儒家、百家争鸣。人才辈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而且也确定了华夏民族的形象和未开化民族的区别，束发右衽而不是批发左衽。

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依附性基因，以及作为思想者的世俗化胎记。但是，春秋诸子与战国诸子，他们仍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精神风景。古典精神，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先秦诸子那里，才显示了勃勃生机，才具

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说法，意思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各地的思想文化繁荣，欧洲出现人文主义，中国有百家争鸣，印度产生佛教，所以把这一时期成为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西周末年以

为什么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说法,意思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各地的思想文化繁荣,欧洲出现人文主义,中国有百家争鸣,印度产生佛教,所以把这一时期成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这段时期。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是在北纬30度左右。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比较公认的，这一时期在世界不同区域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即中国

轴心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涌现，试图解释社会现象，指导人们的行为。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创立了各种

1、春秋战国时期。\x0d\x0a2、释义\x0d\x0a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

春秋战国时期 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文化史家借用这一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中国的

1.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这段时期，发生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不同区域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即中国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

轴心时代是中国什么时期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奠定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基础。

1.“轴心时代”指的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各种不同的文化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的文化、经济及政治发展都受到决定性的影响。2.换句话说，轴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时刻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命运，并进一步改变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奠定了将来中国的文化。兵家、墨家、法家、儒家、百家争鸣。人才辈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而且也确定了华夏民族的形象和未开化民族的区别，束发右衽而不是批发左衽。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西周末年以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文化史家借用这一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中国的

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说法,意思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各地的思想文化繁荣,欧洲出现人文主义,中国有百家争鸣,印度产生佛教,所以把这一时期成为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大批的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产生，他们需要说服诸侯采纳自家学说，用于治国、治天下，必然能在诸侯中脱颖出来，思想的激烈碰撞、不断融合创新、并付诸实践，也是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产生大批思想

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奠定了将来中国的文化。兵家、墨家、法家、儒家、百家争鸣。人才辈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而且也确定了华夏民族的形象和未开化民族的区别，束发右衽而不是批发左衽。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文化史家借用这一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中国的

1.“轴心时代”指的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各种不同的文化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的文化、经济及政治发展都受到决定性的影响。2.换句话说，轴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时刻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命运，并进一步改变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西周末年以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主要是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思想的解放，使得文化层面的扩大，“士”阶层的产生，文化思想交流更为广泛；没有主流文化的束缚，拥有各种文化各自发展的空间，各种思想相互冲突

在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把春秋战国称为中国轴心时代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

1、春秋战国时期。\x0d\x0a2、释义\x0d\x0a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

文化轴心时代是指如下：1.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这段时期，发生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不同区域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即中国先秦

春秋战国。中国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轴心文明假说同马克斯·韦伯有关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研究存在着内

什么时期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什么是中国文化轴心时代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是指中国历史上特定的文化时期，其文化价值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高峰。这个时期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多个朝代，以及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心”为概念，这个时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时期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时间跨度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1年至前221年）开始到唐代（公元618年至907年） 大约持续了1000年左右。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艺术繁荣昌盛的时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顶峰期，其影响力与地位深远。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文化特点 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高峰期，它的主要特点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艺术创作的盛行。其中，儒家思想的发展以及道家、墨家等学派的繁荣是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创造了许多经典之作。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对于当今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文化轴心时代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其文化成就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凝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构建等多个方面的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语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和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影响是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我们应该重视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1、春秋战国时期。\x0d\x0a　　2、释义\x0d\x0a　　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下限；或以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为战国始年，或以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x0d\x0a　　3、时代影响\x0d\x0a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和战乱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可是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最为丰富的时期，以至于每当提起这一时期，人们首先的印象便是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文化竞相开放的情形。这一时期形成的各种丰富的文化思想最终汇聚融合成了今天博大精深，既包容又开放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的百家思想几乎对我国各种活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翻开历史，随处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历史发展到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可是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却并没有出现，历史也很难有同这一时期相提并论的文化繁荣时代。\x0d\x0a　　4、现代启示意义\x0d\x0a　　春秋战国时代历时500余年，其间战争此起彼伏，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局势跌宕变幻。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军营中的运筹帷幄，外交场合的谋略交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x0d\x0a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舞台：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苏秦、张仪、管仲、范雎都是平民出身，老的更有百里奚，少有天才甘罗十二岁拜相。\x0d\x0a　　改革与争霸战争并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著社会状况。可以说，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现都是改革的结果，战国七雄之所以能并踞中华大地，也是不断革新的结果。原因是，称霸战争需要以政治经济作为后盾，进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诸侯国实力的必要手段。从春秋到战国，是改革接着改革，战争连着战争，在改革中国家强盛，在战争中国力受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进步的。
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说法,意思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各地的思想文化繁荣,欧洲出现人文主义,中国有百家争鸣,印度产生佛教,所以把这一时期成为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兴起及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从学术源流、基本思想等方面详为论述吉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在谈到《淮南子》“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时说：“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同异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胡适在分析战国诸子成因时，也发表意见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这些说法都甚有见地。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凋。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是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音，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在诸侯国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中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中，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所统一。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春秋300年的变迁，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兴起及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从学术源流、基本思想等方面详为论述吉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在谈到《淮南子》“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时说：“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同异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胡适在分析战国诸子成因时，也发表意见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这些说法都甚有见地。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凋。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是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音，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在诸侯国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中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中，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所统一。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春秋300年的变迁，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中国的鼎盛时代是在封建时代，而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而且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等现象，是中国文化开端，对今天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兴起及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从学术源流、基本思想等方面详为论述吉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在谈到《淮南子》“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时说：“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同异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胡适在分析战国诸子成因时，也发表意见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这些说法都甚有见地。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凋。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是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音，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在诸侯国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中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中，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所统一。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春秋300年的变迁，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 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首先，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的。春秋战国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动荡和战乱时间。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时代的动荡——周礼的破坏，使得人们的思想从统一中走出来。旧的礼制的破坏使得人们开始探求新的思想和规则。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 在春秋战国之前，受宗法制的影响，文化都只属于贵族，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使得接受文化知识的阶层更为广泛，而周礼的破坏，使得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增长了士阶层的声势，而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一“劳心”，从事精神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同时，礼崩乐坏之后，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各自为政的诸侯国的存在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一个统一的国家必然会时期思想统一，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文字狱无一不是为了统一思想，在“正统”思想下，别的思想是很难生存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如秦国尚武，鲁国尚文，所以，他们的思想就不同。因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找的适合的国家。同时这种文化传播中，使得各种思想相互冲突，交织与渗透，又提供了文化的重组机会 因此，春秋时期的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就是因为礼崩乐坏，主流的思想体系的崩溃。 如果光是礼乐崩坏，主流思想体系的崩溃，还是不足以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混论时期为数不少，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近代中国等等，这些时期的文化也是有长足的发展的，但它们都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都没有创造出诸如儒家，道家等等的传世经典，都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乱最长的时间，它有足够的时间使它的思想发端，传播，发展形成。如果时间不够长，一种思想（如果不符合统治者所需）往往还没有发展起来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春秋时期的百家思想都经历过发端发展的过程，比如儒家从周礼出发，春秋时为孔子发端，战国时孟子发展，最后荀子完善。道家，从周易开始老子发端，庄子发展，战国时成立。兵家从太公兵法开始，孙武发端到孙膑吴起等人总结。离开了这样一个长期分散的既没有主流的价值观念又没有统一的诸侯各自为政的环境，哪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主要是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思想的解放，使得文化层面的扩大，“士”阶层的产生，文化思想交流更为广泛；没有主流文化的束缚，拥有各种文化各自发展的空间，各种思想相互冲突，交织与渗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其自由发展没有过多的干预，让其完善真正的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 西周末年以来，以私田开辟为标志的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原先的井田制及其配套的赋税制度逐渐动摇，“工商食官”的官方垄断工商 业受到私有工商业的严重冲击，奴隶主再也无法维持原有的剥削方式。田亩上的的牛耕、铁犁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也使得生产关系迎来新的变革。经济上的一系列剧烈变革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大变革提供了内在支撑，也塑造了秦汉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 与经济变动大致同时的，是周天子权威的坠毁与诸侯势力的争霸兼并，带来了空前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造就了本时期动荡的时势和分裂局面。这一时势与局面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兵燹战乱，但也营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和广阔畅通的人才流动空间。与此相关，诸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和“争霸天下”的雄图野心而寻求治道、不拘出身选贤举能、奖掖学术，推动了中华精神文化的原创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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