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题论坛上，导演黄建新、薛晓路等业内人士热议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其中AI技术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成为焦点。黄建新呼吁电影人“拥抱新技术”，认为AI降低了制作成本，为年轻人提供了机会；而演员颜丙燕则直言，若表演沦为“完成型”，AI也能胜任，但归根结底，真正的表演仍在于创作者“心里的东西”。这场讨论看似是技术乐观派与艺术表演者的观点交锋，实则揭示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AI狂飙突进的时代，电影人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技术？答案或许很简单——工具可以革新，但艺术的灵魂必须由人坚守。

　　AI的确为电影创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它能让特效成本骤降，使小众题材不再因预算受限；它能快速生成剧本框架，帮新人导演跳过冗长筹备；它甚至能模拟演员表演，填补群演空缺。黄建新所期待的“年轻人机会”，正源于这种技术普惠性。然而，技术的便利性往往伴随陷阱。当AI能一键生成分镜、配乐甚至表演时，电影人是否会被温水煮青蛙般驯化成“技术依赖症患者”？颜丙燕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若表演沦为程式化的表情管理，编剧退化为数据喂养的套路输出，电影与算法推荐的短视频何异？历史上，技术的每一次跃进都曾引发艺术恐慌。有声片时代，卓别林哀叹默片艺术消亡；CG技术普及时，斯皮尔伯格警告“别让特效淹没故事”。但电影始终未死，因为它总能在技术浪潮中锚定人性坐标。AI再强大，也无法复制《热辣滚烫》中贾玲减重50公斤的肉身震撼，无法替代《小小的我》里导演对特殊群体的生命凝视。这些作品之所以动人，正因其承载着创作者“心里的东西”——痛苦、勇气、悲悯，这些无法被二进制解构的人类情感。

　　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赋能，更需艺术定力。薛晓路提到的女性导演群体正是例证：她们用《我经过风暴》直面家暴，用《下一个台风》叩问性侵，这种对社会痛点的敏锐捕捉，绝非AI通过舆情分析所能企及。同样，王晓晖强调的“代际传承”，也非技术所能解决——年轻导演需要的不只是拍摄设备，还有对行业敬畏的薪火相传。AI可以缩短技术鸿沟，却无法弥补经验鸿沟。反观当下行业乱象：某些“AI速成电影”滥用算法拼贴热点，结果观众连倍速播放都嫌冗长；部分流量明星依赖AI换脸修音，演哭戏竟要眼药水。这种功利主义创作，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反面教材。

　　电影的本质是“人学”，而AI永远无法理解人类艺术创作中的悖论。它可以模仿王家卫的抽帧美学，但算不出“一九六0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何以成为爱情刻度；它能复刻《霸王别姬》的京剧唱段，却参不透“不疯魔不成活”的生命执念。黄建新所言“性灵的哲学境界”，正是人类创作者最后的堡垒。与其说AI是挑战，不如说它是试金石——逼迫电影人重新回答：我们为何而拍？若答案只为效率与流量，被淘汰理所应当；若为记录时代褶皱、雕刻人性光谱，技术永远是仆而非主。

　　在AI席卷一切的今天，中国电影需要的不是对技术的顶礼膜拜或草木皆兵，而是清醒的拿来主义。用好AI的“术”，守住创作的“道”，让算法为故事服务而非绑架故事。当技术泡沫退去，能留下的必是那些用镜头凝视过真实、用叙事温暖过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