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凭借电影《朝云暮雨》中老秦一角，获得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范伟表示：“这个年龄能拿到这样的剧本、这样的角色，就是特别幸福的事儿。”

对于之后的发展，范伟认为演员的突破也需要看剧本，如果将来有更“狠”的角色，就会有突破。如果没有，他也能随遇而安。对他而言，演戏就是工作，这个年龄能有工作就特别快乐。

似乎只要涉及到男女关系，涉及到金钱、性、双方不对等的付出。

就永远有人努力为这场闹剧加码，甚至亲身上阵体验代入。

主演范伟、周冬雨——第53届金马奖，影帝影后再度同台。

凭借此片，范伟更是拿下本届北影节的“天坛奖”，再一次肯定了演技。

一看分数——6.7（现在降到了6.6），就知道哪怕演技在线，片子本身仍旧有绕不开的争议。

牢狱生涯让我懂得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得干什么事，该刷盘子的刷盘子，该洗碗的洗碗。

负责我的李管教非得给我塞烟。他要我改口叫他“小李”，说以后我和他一样，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了吗？那我在这个社会上的身份到底又是什么呢？

亲人早已没了，哪怕是出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出狱前，父母的房子被政府占了，换了一笔赔款，整整150万。

二老的遗愿是让我娶个媳妇生个娃，好好过下半辈子。

本来我还以为她说“试试”是开玩笑，结果没想到人真答应给我生孩子。

常娟还挺新潮，她说结婚前先试婚，两个人感觉对了再领证。

给她买衣服、做脸、做头发，还有那几千块的叫什么“A锥”的运动鞋。

虽然花钱的时候挺心疼，但我实在太想有个媳妇，太想有个家了。

怎么婚前不给碰，婚后还不给碰呢？这是“媳妇”该做的事吗？不是说好给我生孩子的吗？

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好人呢，对待姑娘家，我可不能恶言恶行。

咱也不想和她计较，毕竟在这个世上，和我关系亲近的，也只有她一人了。

可她好像出了点什么毛病，居然自残，我只好把她送进医院。

可没想到的是，出院那天，她居然带着彩礼钱跑了。

好吧，既然不归警察管，那这就是我的家事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恰好在常娟跳河的时候找到她。

可我毫不在乎，毅然跳进了河里，拼尽全身力气，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于是我每天帮她做复健，定时带她回医院检查，几年过去了，从没放弃。

什么？你说这是一种痴迷于牺牲的自我感动？

她可是我媳妇啊，试问又有哪个女人不想被男人照顾一世，相濡以沫呢？

不信，你看我带她看烟花时，仰望着窗户，她的反应。

她眼角的泪水已经证明，我对她的爱，已经感动了她。

现在的我虽然二十四岁，但嘴歪眼斜，面瘫癫痫。

没错，我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说不了任何话。

我十四岁故意杀人坐牢，却杀错了人，这十年都在悔恨中度过。

可惜我在监狱中割腕八次，每次都被救了回来。

但他蹲了27年，一次杀人，一次运毒，傻子都知道不是善茬。

我要不是急于还上那笔民事赔偿款，也不会主动招惹这样的人。

那我就先和他结婚，反正狱友跟我说过，领了证，拿走彩礼钱就算合法（原著情节）。

结果没想到，老秦婚前看着挺老实的，婚后就像变了个人。

他怕我跑，把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藏了起来，说生了孩子才还我。

他突如其来的翻脸让我措手不及，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看着满地的碎片和发狂的老秦，焦躁和惊恐袭来，诱发了我的疾病。

但我看着面前的男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跑。

跳河前，我穿上了老秦给我买的婚纱和运动鞋，算是人生最后的纪念。

结果没想到比死更难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从被老秦救下那天起，我就完全陷入了噩梦。

只能任由老秦脱下我的衣服，给我洗澡、擦身、活动手脚。

而我斜视的眼珠和痉挛的四肢，根本无法表达我的恐惧。

室内，他却为了方便给我擦身，让我穿着领口大开的睡衣。

他居然一遍遍在我耳边说会好好对我，让我别放弃希望。

我们虽然没钱，但我们有时间，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来。

我只是看到那扇可以看见烟花的窗户，想到了监狱。

我却又在老秦的“囚禁”下，被合法摆弄了。

哪怕是表现出莫大的恐惧，别人也只能看见我骨碌碌转动的眼睛。

说到这里，或许你也意识到《朝云暮雨》争议的症结所在了。

毕竟这种视角差异不仅有着天然的戏剧张力，还能看到底层的现实，就像导演张国立说的，这里有一种隐含的悲剧。

那么整部电影在你看来可能是《当男人恋爱时》《绿洲》。

那么当你凝视着大银幕上周冬雨转动的眼球。

只会联想到《逃出绝命镇》这样身体和灵魂割离的恐怖片。

这将会引发到底是底层互助还是底层互害的讨论。

导演显然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两种视角的关系，他将后者的恐怖嵌套在了前者的温情里面。

本来，电影前半段以老秦的视角展开，随着被骗，观众的愤怒也水涨船高，看着他给常娟花钱，为常娟买房，等待着女方不知何时到来的反水。

导演还删减了许多原著中的情节，比如常娟把王力宏的照片贴在老秦脸上让他求婚，不仅骗老秦的钱还骗他的人。

我们能理解这是想设置一种希区柯克“桌下炸弹”的期望式悬念。

到了电影的后半段，当导演试图反转时，他通过许多对植物人的大特写，展示出毫无反抗之力的年轻女性被老年男性随意脱掉衣服、擦拭身体的镜头。

使得观众依然沉浸在老秦视角里，他们不但无法获得真相揭晓的反转感，相反，还会带来不适。

本来是剧作设置的视角转移，最终，却变成了电影的感受不是由导演的表达，而是由观众自身的性别、立场、处境来决定。

毕竟想当年，张国立作为导演的《第601个电话》，已经让我们见识了好演员也可以拍烂片的事实。

或许技术问题只能占很小一部分，而它更大的问题，则在于主创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上，本身就摇摆不定。

举例来说，影片其实有许多拍了，却一剪没的片段。

对方洋洋得意让他去报警，看警察是信自己还是信劳改犯。

有的商量“再干一票”，有的则计划着拐卖妇女。

或者常娟和老秦试婚时坚持要租好房子的撒娇片段。

常娟被老秦推倒而遭玻璃碎片插入背部的惨状。

按道理说，这些片段不仅会让人物更加多面——

让观众提前“预警”老秦出身自一个“性本恶”的环境，也让人知晓常娟的内心。

更能让观众接触到“边缘人”的真实生活——

而是将某个社会群体因为生存条件恶劣而展现出来的粗鄙、恶俗甚至是人性深处自带的掠夺性，客观呈现在人性匮乏的大银幕上。

最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这样的“真实”，与他们同时想表现的“温情”产生了冲突。

在主创的视角里，大众还是讲求“仁义礼智信”的。

毕竟，虽然影片开头说，出了监狱犯人也就恢复成了完整的一个人，但实际上，任何人只要犯了罪，这辈子，“恶人”的标签便会一直跟随。

于是，影片删减掉了一些真实“过头”的片段，并加入了一个看上去很温情的结尾，让他们呈现出一点恶，但又不能太恶，让他们过得有些悲惨，但又不能太过悲惨。

要知道，这样的“真实”与“美化”本身，其实已经天然地产生了矛盾。

一方面，她说她跑遍了许多医院去观察植物人的神态、动作，要做到“不能有技巧”。

当观众的目光只能随着运镜集中在大银幕，被迫盯着她扭曲的脸的时候，一种卖弄演技的畸感也会油然而生。

当一个人“既要又要”，既想“云淡风轻”又想“光芒万丈”，既想讨好观众，又想挤出一点空间来踩红线走钢丝，试图探讨底层人民的现实困境时。

看着老秦和常娟的故事，很难不让人再想起那部韩国电影《绿洲》。

这里同样有出狱的劳改犯，残疾无法自理的女性。

你看不到导演用边缘人的奇情化，试图讨好观众。

只是一次次展现，世俗大众对他们的霸凌、虐待。

失去花朵的蝴蝶，则再次回到了孤独的茧里。

于是我们的导演们往往会使用更精明的灯光，更选择性地呈现黑暗。

再将剥离的内容，用更合适的价码将其兜售。

以及尊重那些人，承认那些事的坦然与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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