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是把双刃剑，职业打假人既是市场自净的“民间免疫系统”，也可能沦为资本与流量博弈的工具。

一方面，在监管缺位时，职业打假人通过专业检测报告以降低消费者维权门槛。打假人揭露的“三无产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可以倒逼平台审核升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1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1%，平台接收直播带货投诉举报同比增长52.5%。此外，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问题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等。

另一方面，王海及其代表的职业打假人也难免被指“蹭流量”“碰瓷式维权”。

2024年10月22日，王海发文称，董宇辉在木兰围场带货的一款土豆，误导消费者是有机土豆，售价高达4.58元/斤，是普通超市价格的4倍，堪称“土豆刺客”。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核实，当时@与辉同行 卖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土豆，其直播间也未宣传过有机土豆。对于@与辉同行 直播间是否涉及虚假宣传，工作人员称，调查核实时发现商家已下架更正，其售卖的价格也远低于有机土豆的价格，情节较轻，所以未予以立案。

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立案，却导致产品下架和商誉损失，因此王海的“打假”行为也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引起了@与辉同行 消费用户的不满。

在法律层面，职业打假人处于灰色地带，在舆论层面，也不占据道德优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将“牟利性打假”排除在保护范围。比如，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此条款直接针对职业索赔行为，要求消费者维权必须基于合法目的，不得以牟利为动机。

司法实践中常以“损害企业名誉权”判决打假人败诉。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在王海和彩虹星球的案件中指出:“公众人物不应擅自在网络评价产品”，强调法律对监督权的约束。

还有部分打假人被公众质疑为“造假式维权”或“舆情勒索”，相关案件还被法院认定为“未经核实的舆论审判”。

比如，王海本人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別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常年在舆论中心的王海，如今已被舆论反噬。今年1月18日，王海发布最后一条抖音视频，画面中的检测报告与激昂解说依旧熟悉，但评论区已悄然分化:有人高呼“支持正义使者”，有人嘲讽“碰瓷专业户”，更多人则开始翻旧账对其进行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