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老梅只想养鱼挣钱。但时间久了，他觉得自己也能研究，不比水产专家差多少。可他最终还是把所有中华鲟全转让给科研院所，带着一丝不甘心。

老梅财力有限，而且年纪大了。他从五十四岁起养中华鲟，今年，他七十二，巴掌大小的鱼苗刚刚长成大鱼。

青壮年的中华鲟，长三四米，位于腹部的大口不需要长牙，如果在江河湖海，可以生吞遇到的鱼虾；而在他位于宜昌秭归县的渔场，二百多条鱼生活在会议室大小的四个鱼塘里。它们只能尴尬地缓慢游动，彼此错开。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给中华鲟提供的“居住环境”不理想。老梅说，在秭归山里，夏天的最高温不超过二十六度，低温有助于这种冷水鱼怀孕。

老梅仿佛有一种今天已稀缺的精神，一厢情愿地相信事情会有转变，先扎进去干——当初趁着一波号召三峡移民“吃水财”的政策，他买回鱼苗，最初的目标是等鱼长大，雌能产卵、雄能受精，承担三峡库区的中华鲟增殖放流项目，也就是以十万尾为单位卖给政府，放回长江，挽救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

除了中华鲟，老梅在其他鱼塘里养殖西伯利亚鲟、史氏鲟，这些“商业鱼”的鱼卵是鱼子酱的原料。他认为鲟鱼的繁育办法差不多，自己也能干好。

他在一个中华鲟专家群里，偶尔发表观点，比如救治受伤中华鲟的细节，如何给它包扎、如何帮它运动以避免肌肉僵硬。老梅还在群里怀疑过这些年的大规模增殖放流策略是否有效：“效果不见，该总结反思。”虽然，这是他所以为的能获得一点点收益或回笼成本的办法。。

按老梅自己的说法，中华鲟的饲料近万元一吨，鱼一年要吃掉几十万元。他背上了当地银行的债，滚到千万级别。

他甚至给不出一个继续养鱼的“自洽”理由，一会儿说，这批鱼是珍贵的保护动物，政府不会允许他因资不抵债毁了鱼；一会儿又说，自己舍不得失去鱼，他觉得鱼有灵性，能听懂自己说话。

经过两年协商，老梅与秭归县政府农业局签署协议，约定2024年10月30日把所有中华鲟有偿转让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据他说，拿到的钱能还清负债。

有官员私下对记者质疑，说他像是挟持一级保护动物，在要高价，但转运前几日，老梅阴差阳错地证明了自己对养鱼事业有一份真感情。他要求延迟转运。因为他发现，如自己多年盼望的，雌鱼产卵了。

他在电话里对我描述，已经约定转运，天又很冷，他没有再天天去鱼塘边看。原本，他的鱼塘边有野荞麦花和桂花，落花堆积在池塘的排水口，也是白色的点点。10月27日，他才觉得那是鱼卵，用网子捞起来看。他说，不发霉、不发黏，质量很好。

“我总觉得这批鱼对我这地方有情感。” 他说。

老梅向上报告，说还有更多雌鱼怀孕，不合适运输，研究院能不能就地接收鱼，或者晚点来运。但经过一次湖北省农业厅组织的现场调研活动，到场的专家商讨决定，只比原定日期晚五天启程。

目前，官方已经不鼓励民间饲养中华鲟。据记者了解，虽然国内还有其他鲟鱼养殖企业在饲养中华鲟，但数量很少，这批中华鲟的移交，意味着民间“散户”饲养中华鲟时代进一步逼近终点。

除了中华鲟，还有东北虎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都有民营企业在养殖。这些动物的饲养成本很高，一旦民营企业自己遇到“吃饭”问题，很难保证动物不成为企业的“饭”，逐渐收归国有可能是一种趋势。

但存在一种很难把握的分寸：要是所有动物的研究和繁殖进了体制，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科研任务，视角容易变得单一，甚至乏味。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在野外愈发珍稀的长江特有物种？鱼类保护的动因，一开始就是复杂的，包括这些鱼是长江生态稳定的标杆；这些物种曾常伴在我们的祖辈身边，藏在我们的回忆里，我们希望留存着它们；我们对自然怀有朴素的兴趣和爱。

对中华鲟的学术研究难说离普通人有多近。因为增殖放流，挽救中华鲟的主要思路是将人工养殖的鱼苗放归，意味着科研工作的重点在于繁育、生产鱼苗。关于中华鲟其他习性的观察和研究，就显得没那么重要——野生中华鲟的大半“鱼生”在近海度过，但大多数研究单位没有能力用海水养殖，我们对于中华鲟在海洋中的表现了解很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的团队曾细致研究中华鲟的物种起源、生活史、自然繁殖、人工繁育、产卵场及保护策略，但危起伟也坦言，我们对中华鲟知之甚少，比如它们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嗅觉等等。

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提高，可是，随着城市化、生产劳动的专门化，普通人距离野生动物和整个自然，仍旧越来越远。

就像一个往日的渔民，老梅会对媒体夸口说，要是放开商业用途，中华鲟“一身是宝”，肉质好、可以药用、鱼皮可以用来制作皮革……这些话，在现代环保主义者听来，简直引起不适，但他痴迷地观察鱼。

野生动物研究的体制化，可能使我们错失一些发现。联合国粮农署曾就水产学家如何向渔民“取经”出过一本论文集，有学者写道，加勒比海的一些渔民，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是经过学术训练的水产学家反而难以获得的——渔民并不喜欢把鱼分门别类，而是把同时出现的鱼群看作一个整体；他们通过一些土办法推测特定季节哪里有鱼、哪里没有，能同时考虑到水土成分、水深、咸度、水流速度等等不同的自然因素。

中华鲟在野外已极度罕见，养它的门槛又太高，研究中华鲟的格局很难改变。但是，我国还有大量在野外偶尔能见到的珍稀鱼类。在这些鱼类的研究领域，应当正视当地人，甚至是被认为在“伤害”鱼群的渔户、养鱼人的观察与回忆，鼓励科学家与他们对话，互相学习，一起认识自然、爱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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